在編輯和創作中尋找平衡
名刊名編訪談
作者：趙宏興 張小稚
趙宏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理事、安徽省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清明》雜誌社副主編。
在《人民文學》《山花》《北京文學》《上海文學》《大家》《飛天》等國內主要刊物發表文學作品二百多萬字，作品入選三十多個重要選本。出版長篇小說《隱秘的歲月》、中短篇小說集《被捆綁的人》和散文、詩集《刃的敘說》《身體周圍的光》《岸邊與案邊》《窗間人獨立》《黑夜裏的美人》等十部個人作品集，主編多部文學作品集。
榮獲冰心散文獎、《芳草》文學獎和安徽省政府文學獎等多種獎項，多次被各種選刊評為優秀責任編輯。
張小稚：安徽大學中文係碩士生。
張小稚：你是一位優秀的責任編輯，同時你也是一位優秀的作家，我們就先從你的寫作談起。你寫詩歌，寫散文，寫小說，你是如何處理這個矛盾的？
趙宏興：過去也有人問過我這個同樣的問題，這種現象在文壇上也是普遍存在的。對於我，這是一種巧合，而不是我刻意追求。年輕時，我和大多數作者一樣，十分熱情地投入詩歌的創作。在這其間，我的詩歌寫作和散文詩寫作是並行的，因為，詩歌和散文詩兩者之間是互通的，而且散文詩創作更自由、舒暢。後來，隨著人生閱曆的增加，覺得詩歌不能涵蓋我的想法了，小說的容量是龐大的，我自然關注了它，還有小說是文學的主體，也是我做編輯工作的主要內容，所以，我在上麵花了不少功夫，寫了一些作品。散文是我花功夫最少的，我平時寫散文，都是作為一種筆記記下來的，後來整理出了散文。也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吧。但我覺得寫作是心靈的事，可以根據自己的體驗舒暢而自由地寫作。比如，當年普魯斯特寫完《追憶逝去的時光》時，不知道這是什麼作品，後來卻成為了一部偉大的小說。
多文本的寫作，也提高了自己的文學素養。古代的文人是詩書畫，甚至生活技能等都全麵地掌握的，到了當代，魯迅也是小說、詩歌、散文都寫的，但我們現在的作家，寫作卻太單一了，這已引起理論界的關注了。
張小稚：你的小說，寫出了許多打動人的底層人物，這些人物的身上流淌著體膚的溫熱，與生活沒有隔絕，請介紹一下你是如何寫作的。
趙宏興：寫小說已有許多年了，每寫完一篇小說，總要長舒一口氣，為自己完成了一次勞動，為小說中的人物終於有了生命。
回顧這些年來的寫作，我筆下寫的大多是底層人物，或者說是小人物，這可能與我的生活接近他們有關。我想用自己笨拙的筆，描寫“社會與個人、存在狀態與存在意義、找尋與出路”等一係列終極性的問題。
從小我們就生活在底層，並不是生活在高宅大院裏，因此，我們與艱辛的生活最近，與茂盛的植物最近，與農家的動物最近。工作後，我在城市裏安了家，我的家就住在這個城市的東門。我在沒來這個城市之前，我還不知道這個城市有“東門窮，西門富”之分，以前我隻認為哪裏都有窮人和富人的共存，現在按城市的方位來劃分，很長時間我弄不明白是什麼道理。後來才知道，在解放初期，這個城市在工業布局上模仿前蘇聯的那一套，把工廠區都放在東門，那個時候，東門這一帶工廠林立，女孩子穿著時尚，居民消費水平高，可以說是領全市之風氣，據說東門給全市創造了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工廠破產，工人下崗，東門經濟蕭條下來，西門一帶因為房地產商的開發，高樓林立，富人群居，風生水起。
我的家就住在工廠區內，紅色的磚樓裏，出出進進樸素的麵孔，來去匆匆奔波的身影，他們為了養家糊口，為了掙錢繳養老保險，做著低廉的工作。每天早晨，在樓群的甬道裏，幾個滿頭白發的老工人蹲在鐵皮爐子前，用力地搖著碩大的芭蕉扇，煤煙在清晨的空氣中滾滾而上。
從我家北窗望去，院子外是一片城中村，這些失去了土地而又沒有工作的農民，全靠出租房子生存，那些租房子的人，有來這個城市創業的大學生，有掙紮在生活邊緣的拾荒者，有舉家來城裏打工的鄉下人。
底層的生活，重新在我的麵前展開，我每天耳聞目睹著，這些小人物一次次撞入我的筆下，當然，他們也不知道我在寫他們，他們關心的不是文學，而是生活。一次，我以我老表為原型寫了一篇小說，發表在一家雜誌，我想他聽到了，應當是興奮的，半夜，我打電話給他，他說他正在木頭行裏扛木頭哩，對我的電話沒有一點興趣。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張小稚：那麼你的作品中有沒有自傳的成分？
趙宏興：在寫小說時，首先是從自己的生活入手，這樣容易進入，但寫到最後，又和自己的生活不一樣了，因此，從小說裏讀到一位作者的自傳成分可能不真實，但又不能否定。以自傳成分寫成偉大的作品，例子不勝枚舉，比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蕭紅的《呼蘭河傳》等，而我至今還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自傳作品，終難望其項背了。
張小稚：修改他人來稿，或者修改自己的作品時，什麼樣的時刻可以稱得上令人感到激動、興奮？能否舉例。
趙宏興：編輯要不要改稿子，怎麼改稿子，一直是作者與編輯之間的一個糾結。王朔說，“一個校對他看不懂他就敢改你的字，你創造一個詞他就給你改成大家都知道的詞。就像‘林林總總’，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主要編輯，他說沒有聽說過這個詞兒啊，他就要改，那個老編輯好像去世了。北京話是個活的東西，它生長很多詞兒，我費勁八咧地好不容易安在這兒，您就給我改回去了？編輯動手給作者們改稿子，為他人作嫁衣，他們還委屈了呢。誰要你改啊，神經。現在，電腦已經造成了，我哪句違反了國家法律，你給我刪掉就行了。多一個人多一道事兒。”
看了王朔的這些話，再回過頭來想想，王朔說的雖然有道理，但作為一個編輯，也確實有難處。一是確實要動，如蕭紅的書裏，那些錯字病句，最初出版時，那些編輯為何不改一下呢？是為了忠於原作，也不對吧，忠於原作不能將錯就錯，如果我們現在一位編輯編出的文章是這樣的，那你就別幹了，回家賣紅薯吧。但編輯如果改不好，就會輪到被王朔罵的那樣，心裏也憋屈的很。因此，我覺得一位編輯，也不光是需要校對的功夫，除綜合知識外，還需要有對文字的詩意的感覺，這種感覺會擴大自己對語言的認識，而不至於出現誤讀。如我在編一位作者的小說時，裏麵有一句寫街頭景色的句子，“樹也在鳥的身體裏收攏著翅膀”，這個句子猛一看還真是一個病句，應當改為鳥在樹裏收攏著翅膀，但細一想，就不對了，作者是寫鳥全部落在樹裏了，樹在鳥的身體裏了，這多麼有意思啊。因此，我沒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