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察隊控製住局麵，將參與者全部抓獲。
新的議事會還沒有推選出來，各個派別還在忙著扯淡，一個個活動家都得了“議會病”，帶著一種病態的使命感參與到這個純屬扯淡的議事會成立之中——既沒有喊出要改變舊時代，又沒有喊出來一場自南到北的變革，甚至連閩城之外的農村還怎麼辦關心者都寥寥，很多人想的都是一個單純的手工業的閩城，從未超出過外圍貧民區。
既然新的議事會還未選出，也沒有宣布和舊時代決裂，那麼舊的法律體係依舊有效。
一場公開的審判就在議事會的廣場進行，十二人被判處流放到龜島去守燈塔，七十多人被判處在郡監獄的火柴盒工廠糊五年火柴盒和攪拌劇毒的火柴頭糊糊。
這一場不是由墨黨主導的審判，引發了一場更嚴重的對立。那些最底層的失業對市民階層黨派根本不考慮他們的訴求這件事極度憤怒，並在公開審判結束後開始質問當初的承諾。
起義之初，最底層的失業者沒有自己的綱領，隻能跟著那些市民或者極端激進派那些人一起幹。極端激進派的那些人思想太危險，而且綱領不明確又自相矛盾，加上共和國的舊威嚴仍在，人們更希望一種被憐憫的解決，並沒有徹底推行極端激進政策的欲望，心頭還抱著一絲幻想，於是市民保守反動退後派的那些人成為了領導者。
新舊時代之交的變革，複古總會是第一選擇，而且也更容易收攏更多的人心。人們對於未來總是心存恐懼，麵臨這種無聲無息悄然的社會變革的時候，總有很多人懷念起之前的情懷和美好，正如一個丟棄玩具的孩子，當玩具真正丟棄的時候那些醜陋的地方都忘卻了，記憶中隻有那些情懷和美好。
然而等到起義“勝利”的曙光初現的時候，這些最底層的人陡然發現，那些市民派別設計的“未來”中，並沒有他們的身影。
尤其是這次流血事件的導火索，被墨黨和那些大資產者選擇公開審判辯論有意放大後——雖然這不是市民派別的活動家的主流思想，但現在已經是如同一坨屎沾在了黃色的襯褲上，怎麼都不清了——這種不信任和被欺騙的感覺讓最底層的怒火更加熾熱。
半個月前，某些人在議事會廣場前插了墨黨一刀，以充滿諷刺的讚頌絞刑之歌讓墨黨短暫地被扣上了叛徒和投降派的帽子。
半個月後，墨黨什麼都沒做，隻是稍微地營造了短暫的“和平”的環境，那些人的本質就暴露的清清楚楚。
軟弱而又充滿幻想，腦子裏思索的未來隻是的閩城一隅，心中始終擔心越過“叛亂”這條紅線，唯一的解決方法是退回到行會時代……
閩城並不是一個大作坊占主流的城市，即便可能是此時世界上最有資本味道的城市，但畢竟還太年輕，還處在分工製大工廠和手工業齊頭並進甚至有些不如的時代交彙點上。
市民和舊時代的那些階層們占據著很大的比例，在起義之前他們的口號喊的震響，墨黨又認為此時時機不成熟根本沒有采取行動，在前期的主導權不可避免地落入那些人手中。
此時不是勝利，隻是偽裝成“勝利”的暴風雨之前的前奏，真正的鎮壓者還沒有武裝起來。按如果他們真的有改變世界的雄心，此時應該做的是組建閩城的國人自衛隊，或者至少宣布他們針對閩郡農村政策的公告以獲取農業雇工的支持、維持自耕農的中立……
然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卻是向北邊的那些舊時代的大家族搖尾乞憐，希望出現一個不偏不倚的、不希望新興資產階級做大的舊階層來做緩衝，走的還是抑製豪強為他們爭取一個私有製下的、公平合理有道德的、完全得到勞動收益和公平交易的生產者的夢城。
此時如果真正有變革雄心的領導者，不會認為是勝利，而是危急關頭。
然而這樣的危急關頭，被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碾壓的、垂死的舊行會、生產者的代言人們，已經開始害怕。
他們害怕接受了他們的浮誇的號召而認真武裝起來的人民，害怕已經落在他們手裏的政權，尤其是害怕他們被迫采取的政策會給他們自己、給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他們的財產帶來的後果。
他們害怕事情鬧得太大，在失敗的時候失去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可憐的資本和生命；他們害怕事情鬧大後，作為戰鬥主力的最底層失業者會將他們趕下台，真的去訴求所有權的變革；他們害怕事情鬧下去，作為戰鬥主力的最底層真的會喊出變革土地製度的口號，從而真正的那些軍功家族和隱藏的土地貴族們決裂不可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