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民主對中國國家建設的價值
特別關注
作者：林尚立
20世紀以來的中國政治發展，雖然經曆了一係列重大的起伏與轉折，但其所承載的曆史任務和時代使命卻始終沒變，這就是：如何使一個古老帝國成功地轉變為現代民主國家。它在20世紀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而在21世紀，它的創造性突破就是全麵開啟協商民主，為人民民主確立了有效實現形式。可以說，協商民主是中國建構現代國家過程中所形成的重要政治創造。
一、 共和民主與國家轉型
考察古代中國政治與考察現代中國政治的視角是完全顛倒的，前者是從下往上看，因為，古代的中華帝國是從家成長起來的，猶如現代的美國是從鄉鎮發展起來的一樣；而麵對現代中國政治，我們的視角則必須是從上往下看的，因為，現代中國政治不僅是因為其經濟和社會基礎發生革命而形成的，更是因為傳統帝國體係被現代化衝毀之後而逐漸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中國現代政治首先不是社會革命催生的，而是政治革命催生的。這決定了中國現代政治的首要任務，不是將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實踐上升為國家政治的製度形態；而是如何給傳統的中國社會安上一個現代的政治體係，使其在帝國體係解體之後依然能夠維係在大一統的共同體之中。於是，中國現代政治就從政體選擇開始。
然而，命中注定這種政體選擇是極其無奈的選擇：不能不選擇，但又不知選何為好。作為近代中國變法維新急先鋒的梁啟超為中國選擇現代政體耗了半輩子心血，不僅反思古今中外，而且遍訪歐美；不僅殫精竭慮謀劃，而且親自上陣變法。到最後，麵對辛亥革命摧毀的帝國體係，他無可奈何兩手一攤地說道：夫民主共和製之種種不可行也既如彼，虛君共和製之種種不能行也又如此，於是乎吾新中國建設之良法殆窮。其實，從根本上，這種無奈並非源於對現代政體認識不深，而是源於要用現代政體去安頓具有千年獨立政治傳統的帝國的困難。但是，時代的潮流與曆史的方向是明晰的，它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唯一政治選擇：民主化。
在現代政治邏輯中，對任何國家來說，民主化不僅意味著一種政體選擇，而且意味著一種國家重構，即建構以人民主權為基礎，以保障人民自由、促進人與社會發展為使命的現代國家製度體係。梁啟超的無奈很大程度上源於它更多的是從“用”的角度來考慮政體的選擇，而沒有觸及中國這個國家之體。所以，相比較來看，孫中山先生要高明許多，他高明之處就在於，不是從“用”入手，而是從“體”著力，考慮建設一個全新的現代中國，把中國的民主化發展引上了可取的方向：共和民主。
在現代政治文明中，民主不外兩大取向：一是天賦人權，人自由平等，是國家的主人；二是天下為公，國家屬於人民，人民管理國家。前者強調自由的神聖性，後者強調權力的人民性（公共性）。孫中山先生就是由此來定位中國民主的共和取向的。孫中山先生認為，從傳統帝國體製邁向現代國家，中國隻能選擇民主，但中國的國情與民情決定了中國的民主，一方麵不能獨立於中國的民族問題與民生問題，應該三者統一，追求“三民主義”；另一方麵就民主來說，雖然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但中國人所追求的民權，不應該是英美那種自由主義，因為，對處於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來說，這種自由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為了克服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狀態，中國的民權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這樣就能抵抗外國的壓迫，爭得全體人民的自由。在孫中山看來，這個大團體，一方麵是中華民族的大團體，另一方麵是全體中國人凝聚而成的人民的大團體。為此，孫中山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權能分開”的理論，強調人民集人民權力與意誌而形成政權，負責管理眾人之事的政府掌握治權，治權交給有能力的職業管理者，其運行受到人民監督。孫中山先生的政治設計，既體現了西方的共和主義的政治思想，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其背後的核心精神就是：團結共存，合作共治，共享自由。可以說，孫中山先生所開辟的民主共和的思想和精神，貫穿現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基本實踐，成為中國孕育協商民主的理論與政治淵源。
二、 統一戰線與協商建國
孫中山先生有心構想中國的民主共和，但卻無力使其化為現實。這個曆史使命最終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共產黨既忠實地繼承了孫中山民主共和主張，但同時又超越了其思想和主張，將民主共和從資本主義範疇全麵引向了社會主義範疇。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清晰表明了這其中的關係：“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個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裏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隻許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為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製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7～147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工人階級領導，即中國共產黨領導，起了決定性作用。但必須指出的是：這個領導解決的不僅僅是中國所要確立的民主共和的政治性質和曆史形態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解決了中國這樣大型的傳統國家實現現代轉型所需要的主導力量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官僚統治社會，自耕農、官僚以及產生官僚的士人群體是社會的主導力量。這三個力量與傳統的帝國體係相伴而生：帝國體係孕育了這三大力量，而這三大力量支撐著帝國體係。這決定了一旦帝國體係在現代化衝擊下崩解，這三大力量必然隨之土崩瓦解。所以，辛亥革命在推翻千年帝製的同時，也摧毀了支撐中國社會的基本力量。要在一片廢墟上建構現代國家，就必須找到相應的主體，否則，一切都是空想。正是這種現實的無奈，迫使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後不得不將其剛剛接生的民主共和國托付給袁世凱的新軍勢力。袁世凱很快就背叛了民主共和，逆曆史潮流而動，結果，不但沒有保住民主共和，而且使國家陷入軍閥割據與混戰之中。痛定思痛之後，孫中山先生借鑒俄國革命的成功實踐，主張應該通過人為的努力建立一個能夠建構和支撐民主共和的政治力量，為此，他改組國民黨，同時建立為黨的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軍，從而開啟了黨建國家的中國現代國家建設曆程。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參與了孫中山先生的這個政治實踐，並促成了北伐的成功。盡管後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將中國共產黨排除出這個政治實踐，但中國共產黨在自己開辟的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政治實踐中，大大強化了黨的領導在其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這種強化體現為兩個方麵：一是強化黨的領導的先進性，即強調中國共產黨應該是作為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的代表，既代表著現在，也代表著未來；二是強化黨的領導的代表性與核心性，即強調黨應該成為全體勞動者以及全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核心力量，發揮其領導核心作用。為此，中國共產黨認為，黨的領導要成為中國革命克敵製勝的法寶，就必須有另一個法寶與其配合，這就是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的最直接出發點，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壯大自己，削弱敵人。但是，一旦它從一種策略手段上升為一種戰略原則，它所具有的能量和效應就大大超出了其基本使命，而成為具有決定全局和長遠的政治法寶。這其中的神奇力量在於兩個方麵：其一它具有無限的延展性，即可以不斷地延展出去；其二它具有巨大的核心性，即統戰聚合的力量越多，統戰主體在政治空間的位置越是移向中心，不僅成為凝聚力量的核心，而且成為決定政治全局的核心。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將統一戰線看作是蘊含“天下國家道理”的政治法寶，誰擁有了這個法寶，誰就擁有天下。所以，在完成兩萬五千裏長征之後，中國共產黨明確將統一戰線視為把握和處理中國問題的“天下國家道理”，使此後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無不尊重和實踐這“天下國家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