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訪談
作者：李才義
《領導文萃》：2011年新年伊始，國家主席胡錦濤成功地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次訪問重新定位了21世紀的兩國關係，規劃並且大大拓展了兩國之間的合作領域，這是自中美建交32年來兩國關係發展中的又一個裏程碑。請問陶教授怎麼理解此次胡錦濤主席對美國的訪問？
陶文釗：胡錦濤主席的訪問是一次曆史性的訪問。我想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首先，經過30多年的發展，兩國關係與先前發生了許多變化，兩國需要對過去的經驗加以總結，對兩國關係進行再確認，為下一個30年、為21世紀兩國關係確立新的定位。其次，進入21世紀，國際形勢發生了許多變化。尤其是2008年9月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給國際政治帶來了許多改變：一些國際體製需要改革和完善（如國際金融體製），一些國際體製需要構建（如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體製），兩國關係對於國際政治可以和應該起到什麼作用，這是兩國關係麵對的新問題。第三，去年中美關係遭受了不少衝擊和震蕩，在兩國和國際上都產生了對兩國關係的一些猜測和混亂想法，需要兩國領導人對兩國關係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從而使兩國關係能在穩定的基礎上繼續向前推進。
《領導文萃》：從1979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到此次胡錦濤主席對美國的訪問，中國領導人對美國進行過三次國事訪問，每次訪問都是在中美關係進入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進行的，請陶教授談談鄧小平與江澤民先後對美國訪問的意義。
陶文釗：中國領導人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對美國進行過三次曆史性的訪問，從而推動了兩國關係克服障礙，不斷向前發展。
鄧小平1979年1月底對美國的訪問是中國領導人對美國進行的第一次曆史性訪問。鄧小平十分重視中美關係，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 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而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更是與中美建交談判同時進行的，這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美國是西方世界的頭，在國際安全體係、經濟體係中占有首要地位。如果美國抵製、排拒中國融入國際體係，那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會遇到巨大的外部障礙和困難。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雖然不少西方國家已經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由於中美沒有建交，它們常常看美國的眼色行事，所以與中國的關係也發展不起來。中美關係正常化能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擁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外部安全環境。再者，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資金、技術和市場，美國作為經濟和技術最發達的國家，可能成為中國所需的資金和技術的重要來源，成為中國商品的重要市場。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也正是中美建交談判期間），鄧小平在談及中美建交問題時說，“這確實是個大局”。 三十幾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當初鄧小平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美國因素至今仍然是關係到中國安全、國家統一和實行現代化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鄧小平的訪問揭開了中美關係曆史的新篇章，給剛剛正常化的兩國關係注入了巨大的動力。在他訪問之後，兩國關係恰似長江大河開啟了閘門，迅速獲得了強勁的發展勢頭。
江澤民1997年10月對美國的國事訪問是冷戰結束後兩國關係重新正常化的標誌。90年代初冷戰的結束改變了全球的地緣政治格局，中美關係解凍和正常化時的兩國共同的戰略基礎不複存在，兩國關係需要新的基礎、新的定位、新的確認。90年代初，兩國關係持續動蕩。但經過數年的磨合，冷戰後國際關係的事實終於使美國認識到，在後冷戰時期兩國仍然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兩國仍然互有需要。美國社會逐漸重新建立起對中美關係的共識，這才有江澤民的訪美。這次訪問，以及克林頓次年6月底對中國的回訪，是兩國對雙邊關係的再確認。它表明，兩國關係在後冷戰時期已經建立在新的基礎之上，雖然當時美國社會對兩國關係的共識仍然脆弱，克林頓的訪問也引發了共和黨的反彈，但正是由於有了這種再確認，兩國關係才能經得起90年代末的強烈震蕩，尤其是1999年5月8日“炸館”的衝擊。而且兩國最終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協定，美國通過了對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立法（PNTR）。這個立法是中美關係中最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突破。
《領導文萃》：2008年底美國總統選舉時，中美關係沒有成為那次大選的議題，這在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選舉中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人們對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寄予了極大的期望，認為中美關係將走向更加成熟，而且那時的金融危機也使兩國需要同舟共濟，共同應對艱難而複雜的局勢。事實上，奧巴馬執政的第一年中美關係呈現出許多積極因素，然而，2010年1月伊始，中美關係卻麵臨許多嚴峻考驗，對此巨大的反差，陶教授怎麼理解？
陶文釗：奧巴馬當政兩年來的中美關係形成鮮明對照。2009年的兩國關係可以說是晴空萬裏：美國新舊政府的交替沒有對兩國關係造成傷害，這是冷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2009年4月1日兩國領導人在倫敦20國峰會期間會晤就確定了建設兩國積極、合作、全麵的關係的定位，並把戰略經濟對話與戰略對話整合成戰略與經濟對話，並提高了層次；11月奧巴馬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其中對兩國的關係有一些新的重要的積極表述。但進入2010年中美關係的上空卻是陰晴不定，常常是布滿了陰霾：從年初的售台武器，到2月達賴訪美，到兩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分歧，美韓、美日軍演，南海問題上的嗆聲，人民幣彙率的爭端，等等，不一而足，簡直是兩國關係中的分歧全麵開花。在中國、在美國、在國外，許多人都納悶，中美關係這是怎麼著了？剛剛還說得好好的，怎麼說變就變了，中美關係到底往哪裏發展？中美兩國是否會陷入新的冷戰？有人認為，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美國討好中國，希拉裏·克林頓國務卿也大談“同舟共濟”。現在美國經濟已經在複蘇，美國就回過頭來與中國“同舟相鬥”了。有觀察家甚至認為，美國已經把中國當作主要的對手，主要的威脅，“美國的戰略調整已經到位”，等等。在兩國的媒體上，在網上我們都看到了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意見和分析。
其實，上述問題的產生有諸多原因。首先，在2009年，中美雙方都在紀念兩國建交三十周年，美方一些有影響的人士甚至提出了G2的概念，雙方對下一個30年兩國關係的期望都被抬得過高。實際上，兩國關係的基本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即兩國既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又在一係列重要問題上存在分歧。其次，2009年11月兩國的《聯合聲明》發表以後，中方正等著美方兌現聲明中的承諾，結果等來的是售台武器和接見達賴。中方的失望自不待言，反應也就非常強烈。第三，此次金融危機給國際關係帶來的一個變化就是加速了中國的崛起，一些本來可能在五年到十年裏發生的事情，現在在一兩年裏發生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外彙儲備最多的國家，世界最大的出口國，2008年北京成功的奧運會，2010年上海的世博會，如此等等，一些國家，包括中國的周邊國家對此缺少思想和心理準備，他們對中國有擔心，從而給中國的周邊環境，包括中美關係帶來了新的複雜因素。
《領導文萃》：說到中國周邊問題，去年美國在中國周邊動作頻頻，不僅與韓國、日本進行聯合軍事演習，與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加強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關係，而且還在與東盟的會議上對南海問題指手畫腳，給中國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奧巴馬總統、希拉裏·克林頓國務卿都聲稱美國要重返亞洲，一時間好像美國就要建立亞洲版的北約來遏製中國，中國的周邊環境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陶文釗：去年中國的周邊問題頻頻，成為兩國關係中的重要爭議。從奧巴馬政府上任以來，宣布高調重返亞洲，雖然美國從來沒有離開過。這是因為，許多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認為，這十幾年來，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不斷增長，而美國在這裏的地位受到削弱，造成了這裏力量對比的所謂“失衡”。 在東北亞，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日本、韓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中韓貿易額比韓美加韓日還多，中國還是韓國最大的投資目的地，是韓國人出國首選的地方，中韓之間的定期航班比中國與別的國家的航班都多，韓國在中國有八個總領事館，可見兩國關係的密切程度。美國與日、韓雖是盟國，但美日之間和美韓之間都存在著爭端。美日之間的問題主要是衝繩基地的調整。雖然2006年兩國達成了普天間基地搬遷的協定，但衝繩人民一直要求重新談判，讓美軍基地撤離的呼聲不斷。鳩山向選民許諾與美國重開談判，結果碰了美國的釘子；他提出東亞共同體，其中不包括美國， 引起美國強烈不滿。韓國要求在2012年收回戰時指揮權。美國感到美國與日、韓的同盟關係遭到了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