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磐風雨裏的少年魯迅(1 / 3)

如磐風雨裏的少年魯迅

評論

作者:古耜

在現代中國,魯迅作為觀念和學術形態的存在,早已是連篇累牘,卷帙浩瀚;但作為藝術和審美形態的存在,卻始終鳳毛麟角,頗為罕見。如果說在影視天地裏,近年來終於有了濮存昕、孫維民創造的魯迅形象,那麼在文學領域,魯迅的風神氣質、音容笑貌依舊幾近空白。此種狀況之所以出現,當然不能完全歸咎於作家的浮躁或慵懶,其中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不能不是:以經典的、信史的態度,塑造魯迅的文學形象,委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這裏且不說要把魯迅這樣一位基本在案頭度過了一生的文學大師,轉化為動態立體的人物形象,需要作家付出多少超常的、格外的精思與才情;即使單就寫作者的資質而言,便必須是集作家和學者於一身。即一方麵要像作家那樣,善於營造細節,設置場景,渲染氣氛,駕馭形象;另一方麵又要像學者那樣,能夠了解史實,掌握材料,明辨真偽,揭示意義。而這對於絕大多數寫作者來說,常常屬於可望而不可即。正因為如此,當我獲知一向鍾情於文學創作,同時又長期從事魯迅研究且碩果累累的張夢陽先生,正全力撰寫關於魯迅的長篇傳記小說“苦魂三部曲”時,遂有一種欣慰之情浮上心頭——魯迅的文學形象終於有了足以勝任的塑造者;及至讀了作家的“苦魂三部曲”之一《魯迅傳·會稽恥》(華文出版社2012年1月初版),我的內心於由衷的欣悅之外竟又增添了熱切的激賞:這部作品雖然隻是描寫主人公早年由“小康”到“困頓”,再到“走異路,逃異地”的成長經曆與生活場景,但立意高遠,文思縝密,匠心獨到,其若幹富有創意的審美追求和堪稱個性化、陌生化的藝術描寫,不僅成功地展現了青少年時代的魯迅,而且為塑造完整的魯迅形象拓展了通道,積累了經驗。換句話說,一部《魯迅傳·會稽恥》在具備了相對獨立的藝術價值的同時,也為整個“苦魂三部曲”的持續展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翻開《魯迅傳·會稽恥》,我們可以看到,這部旨在展現魯迅“成長史”的長篇作品,並沒有嚴格按照自然時序,對魯迅由少年到青年的生活經曆做年輪式的跟蹤和曆數,而是自覺截取1893(清光緒十九年)至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即魯迅十二歲到二十歲這八年多的生活情景,作為基本敘事進程,加以重點演繹和描繪,同時運用巧妙的回憶和適時的倒敘,交代魯迅童年的一些重要情景。作家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和調度,乍一看來,仿佛隻是遵循了文學寫作的基本倫理,即合理使用藝術筆墨,有重點而又講效果地表現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成長歲月;但仔細品味,則不難發現,它實際上包含了作家更加深邃也更見綿密的藝術思考。如眾所知,1893年秋天,原本生活安逸的少年魯迅,突然遭遇驚天大事:祖父因科場舞弊案被關入杭州府獄,並由此引發父親功名被革、生病去世,直至家庭急劇敗落等連續性災變。這一番突發性事件對魯迅一生造成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關於這點,魯迅後來在廣州回答青年學生的提問時,曾做過這樣的表述:“我小的時候,因為家境好,人們看我像王子一樣,但是,一旦我家庭發生變故後,人們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從那時起,我就恨這個社會。”李澤厚亦認為:“魯迅的多疑可能與他‘從小康落入貧困’等人生經曆有關,他看透了人情世俗的虛偽,‘從中可見世人的真麵目’,從而懷疑一切被稱為美好的東西。”這就是說,家庭的衰敗、境遇的逆轉與魯迅思想感情的變化,直至最終成為民族根性的反思者與社會製度的批判者,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正因為如此,《魯迅傳·會稽恥》開筆即寫魯迅家庭的“驚天大事”,實際上就是將少年魯迅精神成長的背景、條件與過程,一起推向了前台,使其成為貫穿整部作品的一條主線。而接下來,作家寫魯迅和周作人被送到皇甫莊舅父家避難,被惡鄰稱作“討飯胚”、“叫花子”;寫魯迅小小年紀就挑起家庭重擔,奔走於當鋪和藥房,受盡白眼與侮辱;寫他在台門裏遭受勢利族人的無端歧視和蓄意欺負;寫他目睹的扭曲畸形的世相百態和動蕩不安的社會變局;當然,也寫他的苦悶與醒悟,思考與追尋。所有這些,都是對這一主線的準確勾勒和精心描摹。它們窮形盡相而又入木三分,層層皴染而又步步遞進,最終把少年魯迅在逆境中釀就“苦魂”的心路曆程,亦即作品預設的基本主題,生動鮮活,極富質感地呈現在了讀者麵前。

顯然與夢陽確立的以上主題和主線相關,《魯迅傳·會稽恥》在全書結構的設計上,亦使用了屬於作家自己的方式與策略。這就是:從突出和強化少年魯迅心靈世界與精神成長的宗旨出發,有意淡化經向的情節鏈條和故事特征,而在保持大致的生命向度和時間脈絡的基礎上,著力做緯向的筆墨拓展和散點透視,以此形成富有開放性和寫意性的敘事空間。你看:全書的各個章節雖有既定的意脈和人物相連,但其各自聚焦的場景和講述的內容,卻大都是一個個相對獨立,自成格局的單元。具體來說,序幕“紹興古街”,先從宏觀上勾勒作品鎖定的地域風貌,同時先聲奪人,爆出周福清的大案。接下來的十九章正文及尾聲,則分別圍繞“三味書屋”、“周家新台門”、“烏篷船”、“皇甫莊”、“杭州獄府”、“娛園”、“東昌坊口”等一係列特定時空,展開一種具有跳躍性和輻射性的描寫,從而將少年魯迅置於一個多維多變的成長環境,同時也使魯迅的性格及其所處的時代,得到了立體開闊和有機統一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