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伽利略漸行漸遠
青春表情
作者：付雁南
說起來有些不好意思。盡管我現在連牛頓第二定律都背不下來。但在人生很長的時間裏，我都堅信，自己會成長為一名科學家。
一切都是拜伽利略所賜。剛剛學會讀書的那段時間，我看過《十萬個為什麼》，也看過配著彩色插圖的《動腦筋爺爺》，可真正讓我明白科學迷人之處的，還是一本小冊子裏所講述的這個長胡子、長卷發的意大利人。
看到教堂的吊燈晃晃悠悠，他就發現了隻要繩長一定，鍾擺的擺動周期就不變；聽說有意大利商人用“鏡管”看到更遠處，他就憑著這幾句話，用透鏡組合造出了望遠鏡、顯微鏡。
最經典的當然是他那場“兩個鐵球同時落地”的實驗。在登上比薩斜塔之前，伽利略已經篤信，科學的真相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他說，如果重量不同的鐵球下落速度不同，那麼把兩個大小不一的鐵球綁在一起，就會出現兩個相互矛盾的推論。
“一方麵，速度慢的鐵球拖累速度快的鐵球，它們的下落速度會變慢；另一方麵，如果把兩個鐵球看作一個更重的整體，它們的下落速度會更快。”
多縝密的邏輯，多閃亮的思辨火花！我一下就被迷住了。
那個時候，我還在讀小學，簡單的課程裏，我喜歡數學更勝語文。因為數學的題目是嚴密而幹脆的，正確與否顯而易見，而語文課的題目卻總是含混不清。在拿到的考卷上，除了“√”和“×”，改卷老師常常會寫下一個“半對”的符號。
“你這樣寫也不是不對。但……”有幾次，老師這樣評價我的答案。
我討厭這樣的感覺。那時的我總覺得，事情的對錯應當顯而易見——就像伽利略所堅持的那樣。亞裏士多德說，輕的物體下落速度慢，他沒浪費時間反駁。而是直接登上比薩斜塔，把兩個不同重量的鐵球一起扔下來，讓它們同時落地。
一切模糊的爭議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這就是科學的力量。
我的科學家夢結束在高考完的時候。那一年，我捧著一本厚厚的資料冊，研究自己要學什麼專業。當時，我在幾個工科的專業之間猶豫不決，直到父親走過來，拿過那本冊子，往前翻了兩頁，又交回我的手裏。
“我看，你還是去讀文科專業吧。”他說。
我這才突然發覺，那些從小鼓勵我鑽研理科的長輩，突然間都轉變了態度。他們的理由都充分而現實：有人說太鑽研科學會“變傻”，就像數學家陳景潤那樣，走路都會撞到電線杆；還有人說，女孩子嘛，輕輕鬆鬆學點文科多好。
言語最有力的是我的三叔。他說，自然科學研究世界的規律，而社會科學研究的是“人”。我明白他沒說出來的後半句話：即便把自然規律研究得再透徹。科學家們依舊逃不出“人”的管控。
於是，仿佛是一瞬間的恍然大悟，伽利略後半生的境遇突然在我腦海中變得清晰了。這位400年前的科學家被後人稱讚為“自然科學的奠基人”，但在當時，卻因為認同哥白尼的“日心說”，而被羅馬教廷斥為異端，甚至差點被投入監獄。
生命的最後10年，他一直被軟禁在自己的住所裏。據說，在臨終的時候，這位78歲的老人一直在喃喃自語：“追求科學需要一種特殊的勇氣。”
而這樣的勇氣，我自問，我沒有。
於是，那個暑假，我最終選擇了新聞專業。我總覺得這行業還能讓我堅持點什麼，盡管，無論在大學的課堂，還是步入工作崗位之後，我所麵對的是非對錯都不再分明。探討新聞倫理的時候，我發現，不同的記者截然相反的選擇，都有自己的邏輯和道理；而麵對新聞當事人。很多時候我也很難判斷，到底哪一方是“好人”，哪一方掌握著正義。
我偶爾會懷念自己以前的堅持：真相應當明晰準確，非黑即白。可如今的我卻不得不承認，即使我當年選擇了另一條路，當上了科學家，所麵臨的現實也未必會比今天簡單。事實上，在當下的科學新聞裏，我總能讀到另一些東西，比如課題、經費、職稱……
它們與科學無關，卻與科研的現實息息相關。
如今的我，已經離科學家的夢想越來越遠。除了在這篇文字裏寫下些遺憾的感覺，我幾乎和伽利略再沒什麼關係。連那本小時候常常捧著閱讀的、講述伽利略生平的小冊子，也已經被塵封在老家的書櫃裏，十幾年來都不再有人翻起。
唯一讓我覺得安慰的，是我一位朋友的故事。他在核物理專業拿到了博士學位，結果在找工作的時候。進入了一家證券公司。
看吧，現實世界的熏陶之下，科學的逃兵遠不止我一個人。
選自《作文與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