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一個理想的中華
特別策劃
作者：郭霞
了解真實的國外，為的是更好地認識自己，從而去追尋一個更加理想的中華，這才是“海歸”真正的意義所在。
人若不學，行屍走肉；國若失學，其運必殤。
在中國悠久的曆史上，最為禁錮、封閉、停滯和落後的時期，也是極度想要“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期。
關國學者肯尼迪在《大國興衰》中寫，18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占世界的32%，而整個歐洲隻占世界23%，那是在康雍乾盛世，中國兩千餘年封建曆史上最後的榮光。然而，之後不到100年，世界已經大變，歐洲通過工業革命崛起，其工業產值占世界比重提高到62%，中國則降低到6%。一升一降，差了65個百分點，還不到100年的時間！
麵對那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曾國藩說：“治國之道，在乎自強。”李鴻章說：“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麵對人才的匱乏，龔自珍吐槽：“朝無才相，巷無才偷，澤無才盜。”不但缺少有才能的政府官員，甚至連有才能的小偷都沒有，他不禁發出“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喊。
向天公呼喊終究無用，1847年，“中國留學之父”容閎踏上了通往大洋彼岸的輪船，後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國積極推動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終於在1872年促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主動利用國際教育資源的大膽嚐試。
容閎發動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在日後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和整個中國的曆史進程。
孫中山1878年初到美國檀香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相信當年那批幼童也是如此，就這樣，沉睡的中國睜開惺忪睡眼，終於開始了緩慢的前進。
“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中國人”之一嚴複、“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以及之後的留學生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都是“海歸”，從他們身上，可以感受到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是何等緊密地連在一起，中國的命運改變了他們，他們的命運又改變了中國。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海歸”們又在用一種形式改變著中國，科技部部長萬鋼、創立了百度的李彥宏、搜狐的張朝陽等，他們活躍在中國各界，推動著一個大國的複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所講：“近代以來，我國大批留學人員負笈求學的足跡，記錄著中華兒女追尋民族複興的夢想，伴隨著我國從封閉到開放、從落後到富強的偉大曆史性跨越。”百餘年的留學史是一個“索我理想之中華”的奮鬥史。
160餘年過去，當代中國的留學厚積而薄發，不同的力量，共同的推動，留學大潮波瀾起伏，自留學事業發展至今，留學人員從拯救中國，到建設中國，再到如今的創業中國，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報國實踐。
進入新時期，“理想中華”有了嶄新的內涵，“中國夢”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理想中華，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追求。自1990年以後，我國對外開放逐步擴大，走出去看世界成了越來越多學子的共識，自費留學這種更為大眾化的留學熱潮興起。
大眾留學讓中國有了更多利用國際教育資源的途徑，也讓留學有了更多個人化的選擇，如何讓這種資源和個人選擇成為建設理想中華的動力呢？四個方麵不可或缺：走得出、歸得來、留得住、用得好。重中之重，當屬在思想上進一步解放，尊重留學生們得風氣之先、開風氣之先的觀念和敢為人先的突破創新，其次要在製度上建立要營造良好的環境，善於發現人才、團結人才、使用人才，為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為國服務創造良好環境，促使優秀人才脫穎而出。
日本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渝吉曾經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有三個方麵的改變，第一是心靈文化層麵的改變，第二是製度層麵的改變，第三才是器物層麵的改變。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飛速發展，使我們當前不缺少“海歸”，也不缺少“器物”層麵的科學技術，但我們依然願意通過他們去了解一個真實的國外，了解那些在“器物”之外的精神、人文內核，技術的東西容易學，製度、思想上的改變更難一些。了解真實的國外，為的是更好地認識自己，從而去追尋一個更加理想的中華，這才是“海歸”真正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