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治權力在土地的兼並上發揮主導的作用時，商業資本向土地的轉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從而缺乏相應的推動力。
此時，貴族、官僚、縉紳，仍然是特權地主。但是，他們的特權地位，視明朝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勢力，則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擴大而有所增長。山西的票商，兩淮的鹽商，廣東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蘇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資本以萬計的商人集團。這些大商人挾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對土地進行大量的兼並。
商人兼並土地，就其數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們卻十分活躍，他們手中的資金，有較大的流動性，哪裏出現兼並土地的機會，他們就會聞風而至。山西商人遠至河南兼並土地，徽州商人到蘇北購買土地，廣東商人到廣西購買土地。在山東、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以彼邑民人置買此邑地畝”的大量事實。單是山東一省，就有六十一縣之多。
由於商人資本有較大的流動性，兼並土地的商人，就能在農民遭受災荒饑餓時，壓價收買土地。山東、江蘇、安徽、湖北等省發生旱災，聚集在揚州、漢口、徽州的鹽商，就紛紛盤算越境買產以圖利。毫無疑問，這種兼並土地的方式，給農民帶來雙重的災難。
在商人兼並土地的過程中，高利貸是一個有力的工具。兼並土地的商人，或者在青黃不接，糧價高漲之時，貸糧折價於缺糧的農民，收取高利，剝削農民到破家蕩產，然後“折收田、房”，達到兼並農民土地的目的。或者接受農民典當土地，通過典當、找湊，到最後賣斷，使高利貸發揮巨大的作用。山西商人就是通過高利貸兼並土地的典型。在福建農村的土地買賣中，存在著大量的典賣土地的事例。在江蘇，甚至有一種“典多於田”的地主，典當利息既是他的主要收入，又是他兼並土地的主要手段。
通過高利貸的方式兼並土地，並不限於商人。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地主，也常常是敲剝農民的高利貸者。大官僚高士奇、徐乾學以及和珅等人，都同時擁有不少當鋪或銀號。人們稱“士大夫挾囊中裝而問舍求田，猶其上者”，而“放債以權子母之利”，在“魚肉鄉曲”方麵，則是“刀錐相競”。在高利貸兼並土地的活動中，商人仍是一個重要的角色，而這種兼並的方式，給農民帶來雙重的苦難，是毫無疑問的。
李國樓曾經發國難財，趁著闖山東的一股浪潮，和七裏屯的大地主王出任合作，在山東圈地，不顯山不露水就圈占了近萬畝土地。雖然之後以身作則，捐出了所有圈占的土地，把山東圈占的萬畝土地建成大農場，以國有的形式招攬流民，以此來邀名，試行他的土地改製。但他當初可沒想為國為民，而是行卑劣的手段，憑借叔公李鴻章的牌子，撈取不義之財。
但如今李國樓思想境界大跨越，早已不做與民爭利之事，而是雛鳥反哺，想為三億農民找尋出路。
此時大清人口大爆炸，為了解決人民的生計，清政府引進許多高產農作物，從南美洲引入玉米、番薯、馬鈴薯，在各地加以推廣。還出版多本農業書籍，教農民種植玉米、番薯、馬鈴薯。正是由於番薯、馬鈴薯等高產農作物的突出貢獻，沒讓百姓餓殍遍野，才讓大清度過最危險的太平天國戰亂時代。
但番薯等高產農作物也有很大的弱點，那就是營養單一，味道偏差，可深加工的價值少，作為一時救急尚可，長期主食必將導致人體營養不良，麵如菜色，身體素質大幅下降，也必然影響人體的正常智力發育。
高產農作物從清初到乾隆時代興旺蓬勃，“番薯盛世”已經嚐到惡果。人民變得孱弱不堪，人種的素質急劇下降，大清成年人不足一米七，身形偏瘦，佝僂病在農村普遍流行，歪瓜裂棗的殘疾人在城鎮裏隨處可見。這也引起大清軍隊的戰鬥力下降，大清軍隊打不過八國聯軍，也有人種上的弱點，最後的肉搏戰是講體格的，八國聯軍先天上就占有絕對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