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澤倫教授在1968年紅衛兵將他揪出來作為大右派進行第一次批鬥以後，不願再受淩辱，於次日投嘉陵江而辭世了。當時敦堉借調在某電廠安裝汽輪機，等我從某電廠探親回校才聽說此事。不敢怒，不敢言，暗自流淚，傷心極了。多年後聽趙師母（重慶建築工程學院杜少嵐教授）講，趙先生受到批鬥後回到家中，當晚即將平時最喜歡臨摹的趙孟頫碑帖收起來了，又將硯台、毛筆洗得幹幹淨淨。趙師母還說：“墨是越陳越香，你為何要洗幹淨呢？”趙先生答曰：“不再寫了！”第二天一早，趙先生還將家人的早飯做好放在有蓋板的蜂窩煤爐上熱著就出門了。幾天以後才發現，大門外的側牆上，一顆廢釘子上掛著趙先生生前用的一串鑰匙。趙師母感歎：“反右以後的十年，有思想不能思考，有能力不能工作，有抱負不能奉獻的日子他都熬過來了，我沒有警覺到他說‘不再寫了’的含義，未能勸慰他是我終生的遺憾。”趙澤倫教授帶著他對事業、家人、同事、朋友和學生們的愛，永遠地離開了。他本無罪，何須“畏罪”？
1981-1983年我在美國佛羅裏達大學（UniversityofFlorida）做訪問學者。導師法倍爾教授（Dr.E.A.Farber）為該係傑出教授（DistinguishedProfessor）。法倍爾教授主持太陽能及能量轉換中心（SolarEnergyandEnergyConversationPark），他是一位精明博學，治學嚴謹，社交能力極強的專家。導師英格利教授（Dr.H.A.Ingley）為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製冷與空調”的教學科研工作。研究中心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當時有博士研究生三人，分別來自印度尼西亞、中國台灣、突尼斯；碩士研究生五人，美國二人，巴基斯坦一人，法國一人，印度一人，我算是來自中國內地的第一人，這個研究隊伍基本上是一個“聯合國”。另有秘書三人，事務員一人，實驗工程師一人，技工二人。研究中心占據機械工程係三樓一半的麵積（另一半為機器人中心）。美國教授實行坐班製，每人都有一間辦公室。除上課、去實驗室或出差外都在辦公室工作。法倍爾教授的辦公室兩麵牆上裝有鋼木結構的書架高至天花板，並設有小梯子以便取用頂層的圖書資料，其敬業和博學可見一斑。除大學圖書館、工學院圖書館外，研究中心有小圖書室，陳設與研究課題相關的資料及曆年中心的博士、碩士論文文本，隻供在室內閱讀不外借。在三樓有做基礎研究的大實驗室一間，更多的實驗裝置是設在離機械工程係開車約10分鍾車程的太陽能實驗場（SolarResearchField）中。場內有各式太陽能熱水器、太陽能空調房、太陽能發電、太陽能汽車、太陽能電池等，規模相當大，兩名技工維護現場是乘電瓶車行走的。如太陽能空調實驗房（SolarHouse），它實為一座麵積約為160平方米的三室、兩廳、一廚、一衛、兩車位車庫的家居平房。屋頂布滿太陽能集熱器，屋後設有吸收式製冷機，室內陳設如常人家庭設施並有家電供居家使用。
晴天由太陽熱能集熱器供熱水，驅動吸收式製冷機轉換為冷凍水（CoolingWater），形成室內空調；陰天則由天然氣驅動係統。室內各處均有測試元件及儀器設備，取得不同太陽能工況下，空調係統的各項參數，用理論計算與實驗研究相結合的方法確定太陽能空調係統的最佳配置，為太陽能空調房商品化提供可行性方案。法倍爾教授派他的印尼籍研究生菲迪門德（Ferdimand）接著前一位已畢業的博士生繼續這一課題。博士生一家三口（太太及上小學二年級的七歲兒子）住在太陽能空調房內，免房租，太太幫助測數據還可以領到補助金，其金額可供一家三口的普通飯費，博士本人的獎學金可以存起來。大家對菲迪門德說：“你的生活太美好了，吃、住Free！”因為其他研究生一份博士獎學金付了食宿費後所剩無幾。
在我這個第一次走進美國大學的人看來，法倍爾教授經營著他的獨立王國，研究中心一切費用都由他籌措，一切工作都由他說了算。平日裏他都在辦公室閉門工作，不喜歡別人打擾他，電話由與他相隔數個房間的研究中心辦公室秘書擋駕，秘書接聽電話後記錄在一張印好的統一格式的紙上（Notes），將這張紙貼在教授的辦公室的門上，要等他休息時，從辦公室出來看見後再照單回電話。如有事想見他，必須先去秘書處預約。法倍爾教授為本科生講授能源與能量轉換（EnergySourceandEnergyConversation），為研究生講授太陽能（SolarEnergy）。他講課的風格是以專題為主，口若懸河，大吹牛，其特色是能及時指出世界最新研究成果，很有新意。課後指定參考書目，有時一小時課（美國每課50分鍾，課後休息10分鍾，國內一大節課為90分鍾）指出的參考資料竟10餘頁之多，考試很多，他認為這樣才能牢固掌握知識。板書全為大寫的英文，我讀起來感到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