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報紙的時候看到了一條消息：前不久，在深圳市召開的城管行政執法會議上，市委常委、副市長呂銳鋒要求，要對本轄區的流浪乞討人員實現全天候、全時段路麵管控，努力實現重點區域和路段基本無流浪乞討人員。市城管監察支隊有關負責人並且表示，對職業乞丐除救助管控外，還應該通過城管與公安建立常態聯合執法機製，對擾亂社會治安者進行法律製裁，才能治標治本。警方表示，再要強行乞討，可能會被拘留。
總覺得這樣的要求，有哪裏不大妥當。比如，對擾亂社會治安者進行法律製裁，這點十分必要，但若把“擾亂社會治安”和“流浪乞討人員”，尤其是“職業乞丐”掛起鉤來，實行“全天候、全時段”的路麵管控，而且要努力實現重點區域和路段基本無流浪乞討人員的目標，就有點想當然爾。特別是再乞討——盡管加了“強行”的修飾——會被拘留，更是缺乏法理的依據，因此，有必要辨識其中的是非界限。
乞丐之於社會，幾乎和人類的文明曆史同樣悠久。西方經典《舊約全書》上說，耶和華神造人的時候，同時為亞當夏娃建造了一座園子，除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以外，準予他們不經勞動，就可以享用園中的一切果實。但夏娃經不住蛇的誘惑，鼓動亞當偷食禁果，最終被上帝逐出園去。其實，上帝對人類祖先的賜予，和現在人間對乞丐的賜予，本質上並無不同。中國的《孟子》、《呂氏春秋》、《列子》、《後漢書》、《桂苑叢談》等古代書籍中，都有“乞人”、“丐”、“丐人”、“乞索兒”的一些記載。這些稱謂在宋代以後仍然使用，大多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而“乞丐”一詞用來專指討飯之人，從宋代已經開始。《紅樓夢》中“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的句子，正是通過“瘋癲落脫、麻履鶉衣”的跛足道人引發出來。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就和乞討難脫關係。“文革”期間，曾經引起舉國批判的人物，除了幾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外，還有一個就是乞丐。乞丐者誰？武訓是也。
武訓生活在清朝末年，算得上現今說的“職業乞丐”。靠著乞討，經過30多年地不懈努力，修建義學3處，購置學田300餘畝，積累學資萬貫有餘。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的教育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因此，武訓被稱作“千古奇丐”也就名至實歸了。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武訓填了空白。由此不難看出，職業乞丐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現象，未必不能做出青史留名的事情。就說深圳幾年前，當網友為血管崩裂的玲玲募集籌款時，不也出現過一位身高不到1米的殘疾乞丐，將剛討來的百元大鈔，塞進募捐箱裏，然後一瘸一瘸地轉身離去，讓不少旁觀者潸然淚下。由是，你忍心將乞丐和小偷、騙子歸於一類？相反，許多不是乞丐的，未必就比乞丐的人格健全。
我們知道，吃飯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上帝造人時，就充分考慮了這個因素，否則不會讓人的祖先生活在伊甸園裏；或者隻讓人長著一張嘴巴，隻有說話的功能，沒有吃飯的權利。反之，如果沒有飯吃，人的說話的權利也會喪失殆盡。可見吃飯是先於說話的更為重要的人權。人們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行使這種天賦的人權。他可以選擇勞動，直接生產出需要的糧食；也可以通過勞動的等價交換，獲取自己需要的物品。在沒有其他的選擇時，也可以選擇乞討作為自己生存的方式，這就是“乞討”史不絕書的原因。當然這樣的權利，因權利人的羸弱更顯羸弱，一般不會有衣食無憂的人選擇此道，也不會有強勢的人青睞於此。但是，再羸弱的權利也是權利，再逼仄的自由也是自由。如果硬要把這種“自由”予以褫奪，或者像深圳那樣，對“強行”乞討者予以拘留，以此達到“治標治本”的宏偉願景，就有點超乎權限了。因為想要徹底根治乞討現象，需要這樣幾個前提：第一，人類社會不存在以強淩弱、以大欺小的醜惡現象，也沒有腐敗滋生和巧取豪奪，社會資源為人類共同占有，沒有兩極分化，沒有貴族庶民之別，是一個共同富裕人際溫暖的和諧社會。第二，社會有足夠的財富積累，能夠滿足社會成員的生存需要，私有製也已經成為過眼煙雲。第三，人人都是謙謙君子，受過良好的教育熏陶，工作不再是謀生的飯碗，純粹成了人生的樂趣。第四，上述的條件不是一地實現，而是處處如此。如果這樣的前提不複存在，就有人一不小心落入弱勢群體，成為乞丐的後備大軍——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沒有不乞討的權利時，他就有乞討的權利。亦因此，你就不能限製行乞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