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戰一天後，雙方均傷亡嚴重，日軍幾次強攻接連受挫，其妄圖“一擊”而奪宛平的計劃，被中國守軍的密集彈雨打得頭破血流，戰況遂成膠著狀態。
盧溝橋事變爆發的第二天，很多家報紙發行號外，將這個震驚中外的消息及時傳遞給了全國民眾。一時間，舉國上下群情激憤，“日本，凶！未必我們4億多人還打不贏它？”“揍，狠狠地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四處響起。
盧溝橋事件，盡管史稱“七七事變”，但有學者認為其實是在7月8日打響第一槍的。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戰事緊張，對於突發的大事件，時人顧不上細節也沒人去摳字眼；二是當時中國人鍾表的使用率較低，時間概念不是特別強，一般人習慣把早晨日出後看成一天的開始，而不是以零點為一天的開始，天亮以前發生的事都算前一天。
盧溝橋事變到底是誰打響了第一槍？當年侵華日軍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聯隊長、後升任第十五軍司令官的牟田口廉也中將，就是指揮發動盧溝橋事變的最高長官，他曾得意洋洋地公開炫耀：“大東亞戰爭要說起來的話，是我的責任。在盧溝橋打響第一槍，引發戰爭的就是我。”他在筆記中也寫道：“我挑起了盧溝橋事件，後來事件進一步擴大，導致盧溝橋事變終於發展成這次大東亞戰爭。”
顯然，牟田口廉也率部向中國軍隊打響了第一槍，但他說發生大東亞戰爭是他個人的責任，這不符合曆史，因為發動侵華戰爭是日本早就規劃在其軍事侵略的籌謀之中的。“我國的對華態度，換句話說，即經營大陸的理想，過去以至將來都應完全光明正大。”這就是盧溝橋事變時日本《宣傳計劃》所顯示的國家意識與集團野心。
二戰日本投降後，曾任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的茂川秀和也承認：盧溝橋事變的第一槍“是日本放的”，“為了擴大兩軍衝突，指使部下鳴放鞭炮的是我”。
《大刀進行曲》背後的激昂與悲壯
7月8日，蔣介石電令在老家山東樂陵守孝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電令全國備戰，並令二十六軍孫連仲等部4個師歸宋哲元指揮，支援二十九軍作戰。
得知事變發生後，宋哲元並沒有立即返回任上，而隻是讓部下與日軍虛與委蛇。直到南京方麵派出了第二十六路軍和龐炳勳等部北上支援，並於7月9日、10日兩次來電催促，宋哲元才在11日離開家鄉。但他並沒有返回華北軍政中心的北平去籌劃抗戰，而是直接前往天津，與日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進行求和，並拒絕了中央軍的北上增援。
盡管宋哲元當時沒有下死令抵抗，但是處在前線的國民黨第二十九軍愛國將士仍然奮勇作戰，其大刀隊更是大顯神威。年方19歲的戰士陳永德一人就殺死日軍9名，繳獲13支槍，威名大震。7月12日《世界日報》以“二十九軍大刀殺日賊”的大幅標題予以報道。
當時，正在上海進行抗日活動的作曲家麥新被二十九軍的事跡深深鼓舞，他感到熱血奔湧、心潮澎湃，便以火山噴發般的創作激情，連夜譜寫了高亢激昂的《大刀進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二十九軍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歌曲采用明朗的大調，鏗鏘有力，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且敢於血戰到底的可貴精神和必勝信心，很快被傳唱開來。
7月12日，10列軍列分載著日軍各種部隊、附戰車、汽車、彈藥等，由山海關陸續西進，至傍晚已經有5列到達天津附近。同一日，800餘名日軍分乘戰車、炮車和載重車，由通縣逼近北平。盧溝橋附近的日軍也沒有按照約定撤退。
7月19日，宋哲元抵北平後，下令拆除城內的防禦工事，打開關閉數日的城門，謝絕全國各界贈送給二十九軍的抗戰勞軍捐款。同時，繼續與華北日軍進行談判。
26日下午，日軍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二十九軍於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區。同日，日軍闖入廣安門。27日中午，日軍向北平近郊中國守軍發起總攻。
日軍咄咄逼人的態度令宋哲元感到求和無路。在全國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動下，二十九軍絕大多數官兵紛紛要求抗日。當天深夜，宋哲元與二十九軍的將領一致表示，決心固守北平，誓與城垣共存亡。
7月27日深夜，南苑戰事打響。宋哲元意識到南苑的重要性，命令預備隊趙登禹一三二師迅速進駐南苑，以新銳之師阻擊日軍的進攻。此時南苑的守軍包括三十七師一部、副軍長佟麟閣率領的軍部人員和軍官教育團、學生兵兵團等。
當年由於軍備緊張，學生兵們一直沒有配備武器，直到盧溝橋事變之後，他們才真正被武裝起來，每人發了100發子彈、4顆手榴彈，每個班配備一把輕型機關槍，開始練習射擊和投彈。當然，每人還有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由於大刀都沒開刃，剛發下來的時候，附近村子裏的鐵匠都被請來，軍營裏到處都是霍霍磨刀聲。
當年還沒完全掌握軍事技能的17歲學兵王延洲拿起槍走上了抗日一線。他在晚年回憶說：“當時，軍訓團全部打散了，多數人光榮犧牲了。”戰鬥中，王延洲負了傷。乘著天黑暴雨，王延洲等4人一起突圍出來。休息時，王延洲感到大腿疼痛，這才發現自己被流彈擊中了，左大腿內側有一個小洞，用手一按，一顆子彈在裏麵跑來跑去。王延洲用兩段樹枝當筷子，咬著牙自己硬是把子彈“挖”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