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
自陳寅恪在清華大學任教以來，就一直被被譽為“教授的教授”，其淵博的學識，不僅令學生驚歎，也讓那些名流學者們深深折服。
五四時期的教授學者眉宇間往往隱含一股狂傲之氣。當然，他們的才氣與學識使他們的狂傲具備了足夠的資本。不過，當他們與陳寅恪相識後，卻表現得非常謙遜。從他們對陳寅恪的評價中，足見他們對陳的敬仰與欽服。
吳宓是哈佛大學的高材生，清高孤傲，然而在結識陳寅恪後，卻一改往日的性情，逢人即對陳的學識大加讚揚。在其日記裏，他這樣寫道：
“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曆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
梁啟超大名廣為人知，但他竟在清華大學校長麵前說，陳寅恪“寥寥數百字的價值”抵得上他的等身著作。這話顯然是誇張了，但卻說明，在梁啟超的心目中，陳寅恪的學識無人能及。
劉文典曾當麵頂撞蔣介石，夠狂吧；還是這個劉文典在上課時說，天下隻有兩個人懂莊子，一個是莊子本人，另一個是他劉文典，夠傲吧。這樣一個狂傲之士，看誰都不服，惟獨對陳寅恪佩服得五體投地。在西南聯大教書時，一次在職稱評定會上，他說：“沈從文算什麼教授！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而沈從文隻能拿四塊錢。”還有一次，敵機襲擊昆明，劉文典帶著幾個學生冒死找到陳寅恪，拉著他就跑，一邊跑一邊說：“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
在國中，陳寅恪聲名遠播，在海外，他也享有盛譽。海外的漢學家公認他為學問淵博、見識過人的史學家。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時曾遇到疑惑不解處，便向德奧學者虛心求教，卻一無所獲，後經人介紹致函陳寅恪，終得到滿意的答案，從此對陳十分敬服。
著名的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寅恪的評價是：陳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並利用各種不同文字的史料從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優秀的中國學者。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雖傾心學問，但卻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在書齋苦讀的同時，他對時政世事也極為關注。早在幼年，其祖父陳寶箴就曾告誡他，“讀書當先正誌”：
“讀書當先正誌；誌在學為聖賢，則凡所讀之書，聖賢言語便當奉為師法，立心行事俱要依他做法，務求言行無愧為聖賢之徒。經史中所載古人事跡，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勿徒口頭讀過。”
祖父的教育使他很早就意識到，讀書要與立誌、做人、救國聯係在一起，所以，終其一生，陳寅恪雖堅守書齋不失學人本色，但卻並非以鑽故紙堆為樂的書蟲，而是把讀書當作治理國家、拯救國家的“根基”，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拯救國家，治理國家，尤其要以精神的學問作為根基”。
對於有損國家汙染社會的現象，陳寅恪往往給予嚴厲的抨擊。１９１３年，陳寅恪在巴黎大學求學，偶見國內報紙，有人提議袁世凱為終身總統，當時巴黎正舉辦選花魁之會，他借題發揮，做詩諷刺，其中的名句是：“花王那用家天下，占盡殘春亦自雄。”新舊時代更替時期，爭權奪位現象仍屢見不鮮，當時，清華大學校長一職，就有三十人爭奪，陳寅恪聞知此事後，就作詩諷刺，詩題為《閱報戲作二絕》：弦箭文章苦未休，權門奔走喘吳牛；
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石頭記中劉姥姥，水滸傳裏王婆婆；
他日為君作佳傳，未知真與誰同科？此詩對爭權奪位者的醜惡嘴臉作了辛辣的諷刺。
陳寅恪在國外留學多年，主要精力用來研習多種外國文字，但他的目的卻是通過掌握多門外語，從而準確地了解本國曆史，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他的這一抱負在其《致妹書》中表述得很清楚：
“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係同一係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係。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用梵音字母拚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自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書者亦零碎，及小乘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望文生義，不足道也。”
陳寅恪視傳統文化如性命，這一點也影響了他的諸位弟子。在清華國學院任導師時，其弟子在其言傳身教之下，也對國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並視弘揚中國文化為不可推卸的責任。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三屆學員藍文征對那段求學生活有深情的回憶：
“研究院的特點，是治學與做人並重，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誠摯，諸同學問道心誌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院中都以學問道義相期，故師弟之間，恩若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常引起許多人的羨慕。因同學分研中國文、史、哲諸學，故皆酷愛中國曆史文化，視同性命。”
長期留學歐美的經曆使陳寅恪漸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人格，簡言之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既是他的治學之根，也是他的處世之本。在為王國維先生所撰寫的紀念碑文中，陳寅恪對其文化人格有精粹的表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曾贈給一位學生這樣一首詩：群趨東鄰受國史，
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魯仲兩無成，
要待諸君洗斯恥。
天賦迂儒自聖狂，
讀書不肯為人忙。其中“讀書不肯為人忙”正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通。
陳寅恪寫這首詩，既是贈人，也是用來自警自勵。
1940年，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病逝。當時蔣介石下了條子，讓評議組成員選出顧孟餘補缺。為堅守學術獨立自由立場，不按長官意誌辦事，身為評議員的陳寅恪，拖著病體，從昆明飛到重慶，並宣言“此行隻為投胡適先生一票”。開會前，蔣介石為拉攏學者，設宴招待。宴會中，陳寅恪初見蔣介石“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有負厥職”，作詩記之：自笑平生畏蜀遊，
無端乘興到渝州。
千年故壘英雄盡，
萬裏長江日夜遊。
食蛤那知天下事，
看花愁盡最高樓。
行都燈火春寒夕，
一夢迷離更白頭。其中“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盡最高樓”，對蔣介石作了譏嘲。
１９５３年，中國科學院準備增設兩個曆史研究所，中共高層有意讓陳寅恪任二所所長，並特意派陳的學生汪籛去廣州征詢其意見，陳口述了一份《對科學院的答複》，其大意是：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我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隻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據陳寅恪的妻子唐筼說，陳寅恪最不願意看到別人寫文章時時時提到馬列主義，一看到頭就痛，當時，很多趨時文人不懂裝懂喜歡生吞活剝馬列主義理論，陳寅恪看不慣，就寫詩諷刺：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聖有成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