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與顧頡剛夾縫中的朱家驊
為了紀念孫中山，國立廣東大學於1926年秋改名國立中山大學。當時，校務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分別是戴季陶、朱家驊。他倆當政時，“就職之始，即銳意整頓”，對魯迅評價很高，說魯迅是“近世巨子”，為了聘請魯迅，他們“函電敦促”、“竭力羅致”，終於如願以償，請來魯迅。魯迅在北大任教時就和朱家驊相識，對於朱家驊在中山大學的一係列整頓作為，魯迅也持肯定意見。事實上，魯迅答應來中山大學任教，很大程度上是衝朱家驊的麵子。
1927年1月25日，魯迅在朱家驊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中山大學禮堂，出席以學生會名義召開的歡迎大會。魯迅剛一出現，就贏得學生們長時間熱烈的鼓掌。學生代表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接著，魯迅也和同學們開誠布公地談起來。魯迅說：“我來中山大學的本意，自然是教書，把書教好，才不辜負同學們的盛情。”另外，魯迅還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如果是，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我現在跑到‘革命的後方’廣州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魯迅這番樸實的家常話，表明了他律己甚嚴，同時，他的話也體現了他的一貫主張，那就是，所謂“戰士”“革命家”應該重在行動，而不能掛在口頭上。
魯迅話音剛落，坐在一旁的朱家驊馬上站起來說：“魯迅先生的話是謙虛，魯迅就是我們時代的戰鬥者，革命家，思想先驅者，這是毫不含糊的。”說完，帶頭鼓掌，於是，台下再次響起如潮的掌聲。
魯迅來中山大學後，朱家驊立即委以重任，讓魯迅擔任文學係主任兼教務主任。而魯迅也開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一麵做著行政工作，一麵承擔著繁重的教學任務——每周授課達九小時之多。期間，魯迅還多次應邀發表演講，其中在香港的兩次演講《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均振聾發聵，發人深省。魯迅這兩篇戰鬥檄文，直到現在仍發揮著重要影響。
中山大學在聘請魯迅的同時，也聘請了傅斯年擔任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傅斯年和顧頡剛是同窗好友，而傅又把魯迅視為“文科進行之障礙”，於是，他剛一立足，即致電顧頡剛，要他去中山大學“辦中國東方語言曆史科學研究所”，其目的是想把魯迅擠走。魯迅素來就與顧頡剛不睦，聽說顧頡剛要來，馬上發表聲明：顧來魯走。後來，魯迅、傅斯年都提出辭職，魯迅因為顧頡剛要來，傅斯年是抗議魯迅不同意校方聘請顧頡剛。中山大學學生為此召開大會，結果是主張三人都留。
為了平息這場風波，朱家驊煞費苦心，他一麵允許魯迅請假離校（但不同意辭職），一麵安排顧頡剛去江浙一帶為中山大學圖書館購買圖書，這樣一來，魯迅看不到顧頡剛，也就不再堅持辭職了。而顧頡剛是個書呆子，讓他去買舊書，他也就樂不思“粵”了。在朱家驊的苦心斡旋下，兩位勢不兩立的學界名流才得以在一個學校相安無事地共處了一個階段。此事的成功應歸因於朱家驊的開闊心胸和辦事能力。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公開屠殺進步工人和共產黨，而廣州的軍閥也遙相呼應，他們衝進中山大學，肆意搜捕學生。為了是否保護學生，是否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魯迅和朱家驊之間爆發一場激烈的爭吵。
1927年4月15日，一批軍警也包圍了中山大學，一些打手們拿著事先寫好的名單，衝入學生宿舍抓人。
一大早，魯迅就冒雨趕到學校，出席校方緊急會議。會上，大部分人敢怒而不敢言，是魯迅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目光炯炯地掃視了一下同仁，態度鮮明地說：“學生被抓走了，學校有責任。既然大家都來了，就共同商討出一個辦法，看該怎麼辦？不能光坐在這裏。”
魯迅的話打破了僵局，大家急切地議論起來。然而，卻沒有誰能想出什麼好辦法。這時校務委員會委員朱家驊也聞訊趕來，魯迅對他說：“學生被抓，作為教師，我們怎能袖手旁觀？這些人有什麼理由隨便抓人，而且一抓就是上百人，真是喪心病狂！”
朱家驊卻很平靜地說：“政府抓學生，當然有理由，我們就不必和政府對抗了吧。”
魯迅反問：“這些學生違背了孫中山總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