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熒：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在很多人眼中，這是一句老掉牙的話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人願意去“思”呢？尤其是獨立思考的權利被剝奪後，又有多少人敢於冒生命的危險去捍衛自己“思”的權利呢？
在我看來，著名美學家呂熒就是一個習慣獨立思考，勇於獨立思考的人，他的魅力來自於他的“思”，而他的人生悲劇也源自於他的“思”。
早在大學期間，呂熒就不盲從權威，不迷信書本，無論對何人何事，他都習慣運用自己的頭腦，放出自己的眼光，加以審視，最終得出自己的結論。
一次和同學談曆史，呂熒對康熙下了這樣的斷語：
“康熙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在位六十一年，三次親征，四處征戰，收回沙俄侵占的領土，清除結黨營私的鼇拜集團，平定三藩，統一台灣，有條不紊地推行經濟改革政策，廢止‘圈田令’，承認農民原有的土地並讓開墾的荒地歸農民所有，大力賑濟饑民，實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的開明政策，自覺奉行‘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每次取得重大勝利，他都拒絕群臣為自己加尊號。他順應曆史潮流，發揮個人才能，符合人民意願，完成時代使命，非一般封建統治者可與之同日而語！”
“朱元璋是我的老鄉，我佩服他治國有方，敢作敢為，大刀闊斧地改革官僚機構的開拓精神，但他為人太狠毒，取得政權後翻臉不認人，大肆鎮壓農民革命，一生征戰之功葬送於專製獨裁的封建統治，實在是罪孽、罪孽……”
同學聽了這番話，問：“曆史書上是這麼寫的嗎？”
呂熒答：“不是。這是我讀史書後的思考與總結。同是君主可以有天壤之別，同一個君主也會有昏庸、腐朽與偉大、開明的兩重性，而那些被看作亂臣賊子的謀反者大多是起義的仁人誌士，曆史的有功之臣，這是人類曆史的辯證法。”
同學：“你敢在考試卷上這樣寫嗎？”
呂熒回答：“當然，盡管老師可以給我判個不及格，也可以批個‘異端邪說’，但是，我不會違心地對待曆史，何況曆史之是非從來就是不以某個權威的意誌為轉移的。”
呂熒的話擲地有聲，但那時的他恐怕還沒料到，獨立思考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甚至要付出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呂熒在山東大學任教，主講“文藝學”，當時的呂熒非常佩服兩位文藝批評家：胡風、馮雪峰，他曾在上課時對學生說：“我個人認為，當前最有成就的文藝批評家是胡風和馮雪峰，這兩個人的文藝批評比較深刻，也是比較有見解的。當然他們的議論也不是完全正確，關鍵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獨立思考。”
從這番話可看出，呂熒對獨立思考十分看重。事實上，我們知道，如果沒有獨立思考，就不可能有深刻的見解。
正因為能獨立思考，呂熒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事都能做到不為他人所左右，總能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在山東大學任教期間，很多學生“重政治，輕業務”，作為教師的呂熒對這些學生委婉地提出批評：
“我說句不中聽的話供你們思考：我覺得你們對一些政治活動有著特殊的敏感，在這上麵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可是對一些重要的學術理論問題則相應地變得遲鈍起來了，當然，不是所有同學都是這樣。大學生當然要學政治，但我要告訴你們，大學畢竟不同於政治訓練班，它有更多的專業學科，它需要培養多種專門人才，這些道理你們不會不明白的，可往往行動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前一陣子有報上批判清代那個武訓，有的同學也跟著起哄，我告訴你們，你們不要趕時髦，武訓有什麼錯？他給窮人辦學有什麼錯？我有個老鄉就學習武訓辦義學嘛！我這個老鄉就是馮玉祥！”
思考讓呂熒變得冷靜、清醒，使他說出這番雖與時代不合拍卻極有見地的話。而拒絕思考，放棄思考隻能讓人變得盲從、輕信、愚蒙。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