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女人，她們的臉上常常因為過多的怨恨而滿是皺紋，因為悔恨而扭曲，表情僵硬。無論如何美容，都比不上讓她們的心中充滿寬容、溫柔和愛。
怨恨甚至可能會影響我們對食物的享受。
如果仇人們知道怨恨會搞得我們筋疲力盡，使我們疲憊而緊張不安，使我們外表受到傷害，使我們得心髒病，甚至可能致我們於死地，他們難道不會拍手稱快嗎？
哪怕我們無法愛我們的仇人，但至少應該學會愛我們自己，要使仇人無法控製我們的快樂、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外表。正如莎士比亞所言：“不要因你的敵人而燃起一把怒火，最終卻燒傷了你自己。”
舉例來說，我桌上正放著一封來自瑞典烏普薩拉的喬治·羅納先生的來信。幾年來他在維也納從事律師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回到瑞典。他身無分文，急需找到一份工作。他能說寫好幾種語言，所以想找個進出口公司擔任文書工作。大多數公司都回信說，因為戰爭的緣故，他們目前不需要這種服務，但他們會保留他的資料等等。倒是有一個人這樣回信給羅納：“你對我公司的想像完全是錯誤的。你實在很愚蠢。我一點都不需要文書。即使我真的需要，我也不會雇用你，你連瑞典文字都寫不好，你的信中錯誤百出。”
羅納收到這封信時，氣得暴跳如雷。這個瑞典人居然敢說他不懂瑞典話！他自己呢？他的回信才是錯誤百出呢。於是羅納寫了一封足夠氣死對方的信。不過他停下來想了一下，對自己說：“等等，我怎麼知道他不對呢？我學過瑞典文，但它並非我的母語。也許我犯了錯，我自己都不知道。真是這樣的話，我應該再加強學習才能找到工作。這個人可能還幫了我一個忙，雖然他本意並非如此。他表達得雖然糟糕，倒不能抵消我欠他的人情。我決定寫一封信感謝他。”
羅納把他寫好的信揉掉，另外寫了一封：“你根本不需要文書員，還不厭其煩地回信給我，真是難得了。我對貴公司沒有做出正確判斷，實在很抱歉。我寫那封信是因為我在查詢中發現，你是這一行業的領袖。我當時不知道我的信犯了文法上的錯誤，我很抱歉並感到慚愧。我會再努力學好瑞典文，減少錯誤。我要謝謝你幫助我成長。”
幾天後，羅納又收到回信，對方請他去辦公室見麵。羅納如約前往，並得到了工作。羅納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自己找到了方法：“以柔和驅退憤怒。”
我們可能無法神聖到去愛敵人的地步，但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與快樂，最好能原諒他們並忘記他們，這樣才是明智之舉。
我有一次問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兒子，他父親是否曾懷恨任何人。他回答：“沒有，我父親從不浪費一分鍾去想那些他不喜歡的人。”
有一句老話說，不能生氣的人是傻瓜，不會生氣的人才是智者。
前紐約市長威廉·蓋倫就以此作為他從政的原則。他曾遭槍擊，險些致命。當他躺在病床上掙紮求生時，他還說：“每晚睡前，我必原諒所有的人與事。”這聽起來太理想化，太天真了吧？那就讓我們再回顧一下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思想吧，他在《悲觀論》中把生命比喻為痛苦的旅程，然而在絕望的深淵中他仍說：“如果可能，任何人都不應心懷仇恨。”
我有一次請教巴洛克——他曾任美國六任總統顧問，包括威爾遜、哈丁、柯立芝、胡佛、羅斯福以及杜魯門——當他遭遇政敵攻擊時，有沒有受到困擾？“沒有任何人能侮辱我或困擾我，”他回答說：“我不允許他們這麼做。”
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人能侮辱我們或困擾我們——除非我們自己允許。
棍棒、石頭可以打斷我的骨頭，
但語言休想動我分毫。
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總是景仰那些不懷恨仇敵的人。我常到加拿大的一個國家公園，欣賞美洲西部最壯麗的山景，這座山是為了紀念英國護士愛迪絲·康威爾於1915年10月12日在德軍陣營中殉難而命名的。她的罪名是什麼？就因為她在比利時家中收留與照顧了一些受傷的法軍與英軍士兵，並協助他們逃往荷蘭。在即將行刑的那天早上，軍中的英國牧師到她被監禁的布魯塞爾軍營看望她，康威爾喃喃說道：“我現在才明白，光有愛國情操是不夠的。我不應該對任何人懷恨或怨懟。”四年後，她的遺體被送往英國，並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內舉辦了一個紀念儀式。我曾在倫敦住過一年，常到康威爾的雕像前，讀著她不朽的話語：“我現在才明白，光有愛國情操是不夠的，我不應該對任何人懷恨或怨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