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不留“缺口”才完美
封麵話題
作者：王海良 石源華 蘇浩 夏立平 張貴洪 邱昌情 周方銀 仇發華 王德華 孔令傑 張潔
2015年5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共同參觀陝西省西安市大慈恩寺。西安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陸上起點。
由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時分別正式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倡議，順應了地區和全球發展與合作潮流，將中國夢與世界夢有機結合起來，受到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普遍歡迎。在有關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帶一路”建設的願景與行動文件已經製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工作邁出實質性步伐，絲路基金已經順利啟動，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穩步推進。這些早期收獲向我們展現了“一帶一路”的廣闊前景。
與此同時，在中國國內，配合“一帶一路”建設，學術界從整體到細部、從地區到國別的相關研究成為一大盛景，研究成果井噴式湧現。2015年6月下旬，由中國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複旦大學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在上海聯合舉辦的“‘一帶一路’的戰略定位與基本內涵”研討會，就是其中一朵浪花。本期《封麵話題》選錄了部分與會學者的發言，希望有助於加深讀者對“一帶一路”的理解。
“一帶一路”一旦變成現實，將構築起世界上跨度最長、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走廊。誠如2015年3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鼇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演講指出的：“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製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 ——編者手記
“一帶一路”，中國外交的“哥白尼式革命”
王海良（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館長）：
“一帶一路”建設不是一個單純的外交戰略舉措，而是國家大戰略的突出顯現和集中投射。從外交尤其是大國外交上看，它具有創新性、突破性和建設性，堪稱高超的對外戰略構想，以至於有人讚譽它“引發中國外交‘哥白尼式革命’”，認為這一構想的提出和實施推動中國外交實現了戰略中心轉換，要求中國外交必須與時俱進，通過理論和實踐創新，不斷開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麵。
“一帶一路”構想從國家安全、國家發展、國家統一這三個角度全麵對接並契合國家大戰略，前者成為了後者的載體、表現和手段，盡管後者的涵蓋麵遠不止“一帶一路”沿線，而應該是全球。不僅如此，還可以發現，“一帶一路”建設把國家安全、國家發展、國家統一這三大任務聯結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相互呼應、作用和促進，久而久之，將會呈現全新的大戰略格局。
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北翼的“一帶”要比南翼的“一路”擁有更多優勢，比如中國與俄羅斯、蒙古國、中亞五國的夥伴關係，上海合作組織的軍事和反恐合作，鐵路運輸相對於海上運輸的快捷性，等等。考慮到中國是一個陸地文化比海洋文化發達、傳統陸權意識強於海權意識、軍事上陸軍比海軍強大的國家，我們需要以強補弱，依托北翼的優勢來彌補南翼的劣勢。
中國發展陸路上的互聯互通已經數千年，產業上早已形成高度互補。哈薩克斯坦作為中亞第一大國，在地緣政治上充當著中俄之間的“緩衝帶”，因為是內陸國家，所以隻能通過與鄰國共建經濟走廊出口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產品。從哈薩克斯坦、俄羅斯至土耳其，早已形成一條暢通、多元的歐亞大陸橋，為“一帶一路”北翼建設提供了更為優厚的基礎條件。這就明確告訴我們，“一帶一路”的設計應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快速推進北翼建設，同時穩步疏通南翼海上通道。
“一帶一路”倡議既符合現階段中國現代化、全球化發展的實際需要，也與沿線國家的發展利益相契合，對促進區域內資源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動和優化配置，從而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具有重要意義。中國計劃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的財力、物力、人力和智力將是史無前例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利益高度一致，能夠實現合作共贏，結成“命運共同體”。
中國各省、區、市都已行動起來，積極找準定位對接“一帶一路”建設。從區域聯動的角度看，長江經濟帶在“一帶一路”中間貫穿，而天津、上海、福建、廣東四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北向南把“一帶一路”連接了起來，西部從西安到成都再到昆明一線也把“一帶一路”聯在一起，形成網架結構。還有一些經濟區、城市群，通過“一帶一路”的帶動將產生規模效應和聯動效應。當然，中國太大、地區差異大、發展不平衡，各地參與和對接“一帶一路”建設一定要因地製宜，切忌一窩蜂、“大躍進”，要做到科學評估、整體設計、精心運作、協同行動。
蘇浩（外交學院外交係與外事管理係教授）：
我們可以把中國政府推進亞洲區域一體化的努力稱為“四環外交”，這種“四環外交”的目的在於搭建一種相互連接的製度性的跨區域構架，具體通過東亞共同體、上海合作組織、南亞區域合作的建構和中俄蒙三國協調來實現。
中國的亞洲“四環外交”作為一種多邊性區域合作全設計，是一個相互聯係、環環相扣的整體。東亞區域合作孕育的“東亞共同體”框架和“上海合作組織”生成的中亞合作機製，是中國東、西雙向的兩個主體構架。中國與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和中俄蒙三國協調的南、北兩圈則起輔助作用，將東、西兩個主體構架分別連接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四環相扣的整體。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可以通過在周邊建立四環區域合作圈，最終實現“和諧東亞”和“和諧亞洲”的倡議。
“一帶一路”在地緣上涵蓋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國家，其建設不是從零開始，而是中國在周邊地區多年來累積起來的合作成果的延續和升級。它將繼續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之間既有的雙邊合作機製，借助亞洲地區行之有效的多邊區域合作平台，將已有的和擬議中的合作項目串接起來。因此，“一帶一路”將以亞洲“四環外交”構架為製度基礎，為這些機製注入新活力，增添海量、豐富的實質內涵。
如果說“四環外交”是中國建構一個和平、合作、繁榮、共享的亞洲秩序的骨架，那麼“一帶一路”就是這個亞洲秩序的主體和血肉，能使亞洲體係變得豐滿而完善。不僅如此，“一帶一路”還可以經過亞洲向歐洲伸展，與原有的“亞歐會議”合作機製相連通，實現亞歐兩大洲區域合作機製的對接，從而搭建起一個橫跨亞歐大陸的宏大體係，形成責任分擔、權益共享的亞歐“命運共同體”。中國通過在亞洲開展“四環外交”，把多重區域性一體化機製進行整合，將逐漸形成一個“多樣性的統一體”，最終將迎來國際關係的“新大陸時代”。
2015年3月，大批車輛和機械集結在連雲港港散貨碼頭準備出口。連雲港正積極發揮自身在“一帶一路”交彙點建設中的核心資源配置作用。
夏立平（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
“一帶一路”已成為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總體構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西部是“一帶一路”的前沿，國家資源借“一帶一路”更多向西部傾斜，從而加快中西部開發。“一帶一路”也帶動中國高鐵、港口設備等優質產能走出去。“一帶一路”又可以倒逼中國國內的經濟和行政改革，促使政府和企業更加重視勞工保護法律和環境保護法律的實施和落實。“一帶一路”在推進中，必須統籌考慮、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
“一帶一路”本身是中國提出的適應亞洲發展的新型區域合作機製。中國與沿線國家在構建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過程中，將逐步構建經濟共同體、金融共同體、安全共同體。“一帶一路”必須統籌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應是經貿、人文、金融、安全、政治“五位一體”的。隨著中國利益向海外擴展，必然要涉及中國在海外人員、投資和產業的安全，涉及所在國和區域安全問題。因此，中國需要牢牢把握堅持和平發展、促進民族複興這條主線，統籌安排和協調，通過各種雙邊和多邊安全合作機製，根據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國軍事力量走出國門，承擔國際義務和責任，保衛國家利益，應在國際法框架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
“一帶一路”，需主動應對風險和挑戰
張貴洪（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邱昌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
“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第一個麵向亞非歐廣大發展中地區的宏大倡議，自提出以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積極回應，但真正落實還存在諸多風險和挑戰。
首先，部分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存在各種疑慮，並試圖影響相關國家。有國家將“一帶一路”看作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認為“一帶一路”折射出中國在周邊拓展勢力範圍、建立自己主導的地區秩序的強烈企圖。美國認為“一帶一路”是對其“重返亞太”戰略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有力回擊。
其次，中國與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可能遭遇域外大國或地區性大國的競爭和幹擾。有些域外國家如美國在外交、經濟領域影響甚至主導相關國家的外交政策。中國與周邊一些國家存在的領土海洋爭端易被域外大國利用，一旦激化不利於中國與鄰國合作的深化和“命運共同體”建設。有的國家從威脅和競爭的角度認知 “一帶一路”。
其三，一些沿線國家的內部政治呈現出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一是這些國家自身政治體製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如緬甸、泰國在民主轉型道路上發生的政局動蕩、立場搖擺；二是有些國家地方勢力強大，分離主義和極端勢力盛行；三是某些沿線國家由於其重要的戰略位置，長期成為大國爭奪的焦點，政權容易受到外部勢力介入的影響。
第四，在“一帶一路”沿線範圍內已存在諸多區域合作機製。有些機製由其他大國或地區大國倡議並主導，如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東非經濟共同體等。如何協調好“一帶一路”建設與這些既有機製的重疊和競爭，尋求兩者的對接，是我們必須重視的現實問題。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與南南合作有著緊密的內在聯係，在南南合作的大框架和原則之下創新的合作模式，可以使“一帶一路”建設獲得更廣泛、更有力的認同和支持。將“一帶一路”建設與南南合作機製有效對接，可以化解落實“一帶一路”麵臨的風險與挑戰。
長期以來，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重心在於發達經濟體和周邊地區的新興經濟體。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格局與中國外交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麵，全球經濟增長中心開始向有利於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的方向轉移。另一方麵，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聯係的增強，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對外合作中的地位顯著提升。“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在當今新型全球治理體係下，開展對外經濟合作，經營周邊區域治理的需要，體現了中國加快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區域一體化進程的現實需求，重心在於全麵發掘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潛在互補互利機會。“一帶一路”通過擴大對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開放並推進雙向、廣泛、務實的經濟合作，拓寬了中國經濟開放發展的國際空間和外部環境。就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的內涵來看，“一帶一路”將政策、基建、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麵的合作內容有機結合起來，可以形成更為係統完備的經濟合作架構。因此，對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講，“一帶一路”倡議是一種新的共享型的南南合作模式。
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與聯合國倡導的“2015後發展議程”有很多契合之處。加強南南合作，為發展中國家創造更好的條件，從而實現共同發展，對實現“2015後發展議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自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在為實現千年發展目標而努力。2012年，南南合作組織在香港建立了南南合作亞太平台。“一帶一路”既與南南合作的願景和目標高度契合，又為南南合作的整體戰略構想提供了新的視角，極大地豐富了南南合作的內涵。中國應該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拓展南南合作的過程中，將“中國經驗”、“中國方案”和中國價值等無形資產係統地傳授給廣大發展中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