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的藝術
個性表達
作者：湘溪
7月14日，伊朗核問題全麵協議終於達成，長達12年的談判終於畫上句號，協議因此被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形容為“曆史性的大交易”。而在種種驚歎與讚譽聲中，《金融時報》的觀察視角與眾不同，它認為伊核協議的最大意義在於一個國家首次通過外交而非戰爭方式擺脫了經濟製裁。
的確，經濟製裁始終是近代以來大國特別是美國推行對外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1919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就在演講中明確提到：“遭受經濟製裁的國家就是一個即將投降的國家，……製裁是和平、無聲而又致命的手段。”不過，現實似乎與威爾遜開了個玩笑——自國際聯盟成立以來，經濟製裁一用再用，但其結果常常事與願違，其中不乏引發戰爭的案例：1935年～1936年國聯對意大利的製裁並未阻止其入侵埃塞俄比亞，1940年後美國對日本實施的石油、橡膠等戰略物資的禁運更是成為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重要誘因之一。冷戰期間西方對蘇聯及經互會成員的戰略物資禁運也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經濟製裁的“效果”始終與它的“目的”相關聯。大部分製裁的目的其實並不是“讓製裁對象屈服”，而是削弱對手的力量，從而為軍事顛覆做準備。美國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前，對伊實施了長期的經濟製裁；1999年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前，南聯盟也遭受了經濟製裁；冷戰期間美國對古巴的長期封鎖、製裁顯然也是在為“拔除眼中釘”做準備。這一類製裁，其目的就決定了它不可能通過外交方式被解除。
與之相比，另一類製裁則屬於“表明態度”。美國學者拉斯·戴維斯指出，“經濟製裁是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一種國際關係行為”，對於一些國際危機，美國政府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不願介入過深，但麵對議員、媒體和民眾的壓力又不得不做出反應，所謂“戰不得、和不能”，介於其間的經濟製裁就成為“最佳選擇”。烏克蘭危機之後，美國對俄羅斯一輪又一輪的製裁就是現成的例子。
不過，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下，經濟製裁的確能夠起到“規範製裁對象行為”的作用。與軍事打擊相比，經濟製裁既能讓對手遭受損失，又能做到“程度可控、行動可逆”；就像美國國務院官員所說的，經濟製裁的核心是“杠杆作用”，也就是讓製裁對象“做選擇題”——是繼續承受製裁帶來的損害，還是調整行為從而獲得解除製裁的收益。正是這種杠杆原理，讓經濟製裁有可能成為妥協的催化劑，促成雙方的“戰略交易”。從2013年11月達成臨時協議以來的伊核問題各方就是這樣逐步實現了妥協。美國國務卿克裏7月14日接受采訪時稱：“製裁讓他們（伊朗）回到談判桌前，製裁伊朗就是為了重啟談判。”
當然，克裏說的隻是“一半事實”。美國對伊朗的製裁始於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迄今已有36年之久。至少是在伊拉克戰爭結束之前，美國並沒有將製裁作為“妥協杠杆”的意思，而是像對付米洛舍維奇、薩達姆那樣，實實在在地為推翻伊朗政權做準備。2002年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就明確將伊朗列為“邪惡軸心”，公開宣稱要用武力顛覆，而這也正是讓伊朗產生“擁核自保”念頭、導致伊核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
然而十年之後，經曆金融危機和阿拉伯世界劇變、中東戰略一再受挫後的美國，對伊朗製裁的目標確實發生了轉變。一方麵，美國國力下降，而伊朗在中東的大國地位越來越明顯，此消彼長之下，奧巴馬政府意識到要更迭伊朗政權越來越力不從心，事實上也不太可能；另一方麵，伊朗遭受多年製裁，特別是2012年以來嚴苛的金融製裁，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受到破壞性影響，通過伊核談判打破外界的封鎖、突破國際孤立逐漸成為伊國內政治共識，這也是“溫和派”魯哈尼在2013年大選中當選的大背景。
恰恰是在2013年，持續了十年的伊核談判迎來了轉折點，自11月達成臨時協議以來，盡管最後期限“馬拉鬆”式地一拖再拖，但這反而說明雙方都有誠意——畢竟涉及各自重要利益，豈能不進行頑強的討價還價。
而不論過程有多曲折，就像俄羅斯《觀點報》指出的，伊核協議意味著“一個可能在海灣地區引發戰爭的隱患排除了”，它讓世界鬆了口氣；更重要的是，通過合適的對話機製，經過多方共同努力和不斷協商，伊核談判最終達成曆史性協議。協議的達成為國際熱點問題的妥善解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和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