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的文化意義
理論
作者：高海濤
高海濤，評論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遼寧大學文學院、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沈陽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外語係、中文係，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訪問學者。現任遼寧省作協副主席、創作研究部主任、《當代作家評論》雜誌主編。主要從事文學理論批評、散文寫作和英美詩歌翻譯。作品多次獲獎，並先後被評為“遼寧文藝之星”、“遼寧省優秀專家”。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委。
我對莫言的整個創作情況並不是很熟悉，讀研究生時認真看過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說，像《透明的紅蘿卜》《白狗秋千架》《鄉村音樂》《枯河》《紅高粱家族》等，但他後來的長篇，比如《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檀香刑》等，僅僅是匆匆瀏覽而已。直到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選，我作為評委之一，比較細致地讀了他的《蛙》。
圍繞莫言去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媒體和公眾曾經有過許多傳聞，他本人也在頒獎和領獎前後有過許多言論，我認為這些都不值得過分解讀。關鍵是他的獲獎對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對世界與中國，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
我們大家都知道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標準，那就是理想主義，所以人們往往把曆屆的獲獎作家，統稱為高舉理想主義火炬的諾獎家族。其實僅僅說理想主義是不夠的，還有一個藝術標準，諾貝爾在他的遺囑中說得很清楚，就是要“贈與在文學上能創作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如果以這個完整的標準作為角度，那就會出現異議。諾貝爾文學獎從1901年開始評選，迄今為止，全世界已經有100多位作家被賦予了這項桂冠，就思想和精神而言，可以說無一不是表現了鮮明的“理想主義傾向”，但從藝術性或者文學性本身來看，卻不一定全是“最出色”的，有的甚至是二流的或比較平庸的作家。例如有研究者指出，諾貝爾文學獎始於平庸。最初十位獲獎者，除了波蘭小說家亨裏克·顯克維支與英國小說家吉卜林仍在世界文學家序列中接受人們的敬意，其餘幾位則遊離於文學史之外，唯有在談論諾貝爾文學獎時被再次記起。而他們的獲獎，多是因偉大、理想主義、卓越、高貴等。還有賽珍珠，她於1938年獲獎，但當時就有評論家指出，此乃末流作家的鴻運，隻反映了評委注重大眾審美趣味，將文學從象牙塔之中拉下來，歸還於芸芸眾生的傾向。
有人這樣評價諾貝爾文學獎，說它總體上是一個授予西方優秀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國際大獎。這話可能有偏頗，比如莫言就不是什麼叛逆者。而且獲獎的西方作家，也不全都是優秀作家，至少不是文學史上頂尖的優秀作家。總之，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就其曆史來看，既是有傾向性的，也是不乏失誤的。雖然它創造了一個獎項的神話，但其評獎曆史卻不應被神化。
關於傾向性，也就是評獎中有沒有政治因素，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和詬病，國外國內的都有。莫言獲獎後不久，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來到中國，澄清了有關莫言獲獎的許多傳聞。比如關於是否有政治方麵的考慮，他是斷然否定的。有些人喜歡把莫言獲獎和政治聯係起來，有人是正麵的，認為這是瑞典人對中國的“文化叩頭”，與我們綜合國力的強大和在世界上的影響有關；有人是反麵的，認為有中國政府運作的因素。那麼諾貝爾文學獎有沒有政治因素呢？埃斯普馬克回答說有，但那是政治效應：“當我們討論諾貝爾文學獎的政治層麵時，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分“政治企圖”（political intention）與“政治效應”（political effect）這兩個詞。一個國際性獎項總是會有政治上的效應，但是，這個獎背後從來沒有政治企圖。”
這種回答也許比較客觀，但也並不是那麼十分可信。美國人說他們不在乎瑞典那些北歐佬的古怪口味，這說明諾獎評選中某種文化口味、文化趣味確實是存在的，不說北歐，至少西方的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是起作用的。不能說一個學術機構獨立於政府，不親近政府，就證明它的評獎沒有政治因素，因為政治因素往往也會體現在價值觀和文化趣味等精神層麵。
所以總括起來說，我認為對諾貝爾文學獎應該這樣理解，即它的曆屆獲獎者，雖然獲的是同一個獎，但獲獎的意義和效應卻因人而異，作品的文學價值是一個恒量，但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而不管作品的文學價值是高還是低，往往也都具有或體現著特定的政治意義或文化意義。像拉美的馬爾克斯獲獎，其代表作《百年孤獨》的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應該說都是很高的。但毋庸諱言，也有的獲獎作家及其作品，其政治意義高於文學意義，如前蘇聯的索爾仁尼琴；還有的是政治意義與文學意義兼備，如帕斯捷爾納克；還有的是文化意義更突出一些，如法國哲學家薩特的獲獎，其哲學意義就遠勝於文學意義。還有如1984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捷克詩人塞弗爾特，而不是呼聲更高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就是突出了文化意義，而回避了政治意義。還有前幾年授予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文化意義也是重要的考慮。就迄今為止的獲獎的幾位華裔作家來說，我認為賽珍珠獲獎就是看重其文化意義，高行健獲獎主要是政治意義或政治效應，那麼這次莫言獲獎，我覺得主要也是鑒於其作品的文化意義，有政治效應，但更主要的是文化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