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真實個性很難琢磨：半信半疑，複雜，或許有點兒自我矛盾。他的身世與他的命運之間有一種不和諧的諷刺意味，他把他的一切歸結於他的出身，他的出身並不光彩，她的母親曾深愛著艾格蒙特勳爵，墨爾本勳爵不是他的親生父親，這件事弄得滿城風雨。他的婚姻，貌似是他年輕時候誌得意滿的標誌，其實是一個悲劇、一場讓人絕望的失敗的婚姻：卡若琳小姐，“精力旺盛很難平靜，太聰慧不能接受教誨，顧忌過多”，差一點兒毀掉了他的人生。最後，他擺脫了她的愚蠢、奢侈、憤怒、絕望和摯愛給他帶來的痛苦和混亂，孤獨一人，回憶著過去那些悲喜交加的生活，他隻有一個兒子，還是個弱智。但是他也有一些事情要歸功於卡若琳小姐。當她陷入與拜倫瘋狂的熱戀時，威廉·蘭姆隻能憤世嫉俗地待在家裏，用讀書來打發那些孤獨的時光。於是，他養成了讀書的習慣，開始喜歡學習，獲得了關於古今文學的廣泛的知識，這些成為他精神世界的意外收獲。他對讀書的熱愛從沒有減少，當他成為首相後，也總是找時間來讀每一本重要的新書。他最喜歡的是研究神學，這與他的性格不大協調。他是一個有修養的古典學者，精讀了教會的作品，一絲不苟地仔細閱讀大卷的評論和注釋，在閑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在翻閱《聖經》。對於那些他喜歡的女士們，他常會借一些關於《啟示錄》的闡釋性學術著作給她們，書中往往會有他親手寫下的旁注，有時會借一本拉德納博士的《關於抹大拉的馬利亞皈依猶太教的錯誤》。這些女士中較虔誠的會認為，這些探究可以把他引向正道，但是他餐後的談話並沒有顯示出這種征兆。
他政治生涯上的自相矛盾也是非常古怪的。他有貴族的氣質，信仰上比較保守，憑借這些他才成為流行黨和改革黨的領袖人物，上台執政。他極度不喜歡《改革法案》，最後卻隻能當做“必要之惡”接受了。《改革法案》是政府存在的基礎。他多疑的性格使他難以相信任何形式的改革。他認為，事物保持原來狀態是最好的，或者說，至少是沒有壞處的。“你最好不要幹任何有益的事，那麼就不會陷入困境”是他的格言之一。教育充其量是徒勞無功的，對窮人進行教育是相當危險的事情。工人的孩子呢？“哦，還是隨他們的便吧！”自由貿易隻是個幌子，投票選舉是沒有用的，對於民主，也是沒有的事情。
雖然如此，他不是一個反動主義者，隻是個投機取巧的人，他說，政府的全部責任，就是“組織犯罪和保護貿易”。一個人真正希望做的就是將它維持下去。他以非凡的方式做得很好——不斷妥協、動搖和矛盾，帶著各種脆弱，同時非常精明、溫順甚至忠心，還有輕鬆自如地用人處事的本領。他無動於衷地處理著事務。接見要人時，你會發現他坐在一張淩亂的床上，周圍散亂地放著書籍和報紙，或者是在更衣室裏，胡亂地刮著胡子，但是當他們下樓時，他們會發現他莫名其妙地上氣不接下氣。當他接見代表團時，他從沒有認真對待過。那些尊敬的蠟燭商代表或廢除死刑社團演說時，首相在全神貫注地吹羽毛，或者突然說一個不得體的笑話，這讓他們非常痛苦和窘迫。他們怎麼會知道首相在前一天晚上已經很認真地看了他們的提議。他憎恨讚助和會見要人——這對首相來說，是非常罕見的。他突然大聲說：“我很確定的是，那些主教們是來煩我的。”但是，最後當確定下來要會見要人時，人們就能發現他敏銳的鑒別力。他的同僚發現了另外一個征兆——到底是他沒有責任心還是他太聰明了，竟在內閣會議上睡著了。
要是他早出生一點兒，他或許會是個更單純、更快樂的人。如今，他就像一個18世紀的產兒，他的命運同那個艱難冷漠的新時代合而一體。他是秋天的玫瑰。盡管他和藹、幽默、隨遇而安，但是他仍有一種深深的不安感。他是一個感傷的憤世嫉俗者，是一個懷疑論者，他的內心焦躁不安，充滿憂鬱。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讓自己變得強大起來。不管怎麼樣，有一點可以確定：墨爾本勳爵總是富有人情味，崇高的人情味——也許，太過於人性了。
現在，在他步入老年時，他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一個嶄新的、不尋常的變化。一轉眼間，他成了一個年輕姑娘的私人顧問和日常陪伴人，這個年輕的姑娘剛從育兒室登上王位。他與女性的關係，就像他的其他事情一樣，模糊不清。沒有人能夠弄清楚他在婚姻生活中的複雜感情，卡若琳小姐消失不見了，但是他那獨特的脆弱的感情依然還在。各色各樣的女人對他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並不節製自己，他每天總是有大部分時間花在這上麵。他的女性氣質使他很容易、很自然、不可避免地和許多女性成為朋友，但是他的男性氣質也很強大。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使他們的關係很容易、很自然甚至不可避免地僅僅是朋友的關係了，於是謠言和糾紛四起。墨爾本勳爵曾在離婚訴訟中做過兩次被告，但是他每次都能勝訴。可愛的布蘭登女士，不幸而才華橫溢的諾頓女士……法律免除了她們的罪行。除此之外，便是神秘的麵紗。但是，無論如何有一點很清楚，有了這樣的名聲，他在白金漢宮裏的首相地位處在一定的危險境地。但是他已經習慣了，他能夠非常完美地處理這些情況。他的行為一開始就是無可挑剔的。他對年輕女王的態度糅合了政治家的謹慎、朝臣的尊敬和父親般的殷切希望，他對女王既尊敬又充滿感情，既是仆人也是引路者。同時，他的生活習慣遭遇了驚人的變化。他那舒適、沒有規律的生活受製於王室一成不變的規律，他不能懶散地躺在沙發上了，不能再說粗話了。這位閱曆豐富的人，曾是拜倫和攝政王的朋友，曾以他的悖論迷住了荷蘭府的健談者，曾是一個說著猥瑣的話讓飲者開懷痛飲的憤世嫉俗者，曾以溫和的語言迷住了美麗、激情和聰慧的情人，現在，他卻一晚又一晚，坐得筆直，遵守著宮廷禮儀的肅靜和拘謹，非常禮貌地與女學生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