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文景“盛世”的真實性考察(2 / 2)

有的西方史學家曾經指出,在中國古代,“國家的主宰們由於掌握著極權力量,所以很容易維持最適合統治者的宣傳條件。”“專製者可能把他們的政權描述為仁慈的政權,但是實際上,即使在最順利的情況下,他們也總是力求達到對自己最適宜的、而不是對人民最適宜的理性條件。”這種政治體製的特征,“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實質。”我們在討論古代“盛世”“仁慈的”特點時,不能不注意這一情形。

後人評說“文景之治”,也有不盡符合曆史真實的情形。如曾經有人說“文景”時代已經抬高了“儒術”的地位:“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複彰,化致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對照曆史記載,可知前引“漢之文景,尊奉黃老”之說,更為切近史實。唐人對“文景之治”的評價,也有類似的情形。如前引《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司馬貞《索隱述讚》:“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魯恭、梁孝,濟北、城陽。仁賢足紀,忠烈斯彰。”我們看到,盡管“文景”時代出現過所謂“忠烈”“英王”,但是西漢一代最大規模的內亂——吳楚七國之亂,也正是發生在漢景帝時代。

《宋史·選舉誌二》記載,有人曾經對科舉考試的命題內容提出批評:“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這樣的意見,得到采納。通常論史者隻注重漢、唐大一統時代的成功,而“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恥談之”,其實,在這樣所謂“非盛世”的時期,有關政治決策所謂“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等,如果認真研究總結,也是可以“有補國家”的。這樣的意見,其實點明了傳統“盛世”觀的一種偏見,就是說,隻有所謂“漢、唐混一”這樣的公認的“盛世”才體現了政治的成功,隻有這樣的“盛世”才實現了曆史的進步。事實上,曆史的真實告訴我們,在“三國、六朝、五代”等“非盛世”的時代,往往也可以實行重要的改革,推行必要的善政,實現曆史的進步,也是可以提供許多“有補國家”的寶貴經驗的。關心政治史的人們,在進行有關思考時,應當“無所拘忌”,不要受傳統成見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