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史書是要傳於後世的，因此曆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幹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出自劉知幾的《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
但是，史官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卻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的傳統，尤其是司馬遷不畏權勢、尊重事實的精神，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史德。這樣，帝王和史官就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可想而知，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也在於此。史官們汗水和生命的結晶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史書。到了北宋時代，已經有了十七部紀傳體史書，（《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稱為“十七史”，到了清代乾隆初期，又加進了宋、遼、金、元、明五朝的史書，於是有了“二十二史”的說法。後來，人們又把失傳已久的《舊五代史》《新元史》《清史稿》增加進去，由此形成了“二十五史”。
我國的史書卷帙浩繁，種類很多，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種。正史：記載帝王政績、王朝曆史、人物傳記和經濟、軍事、文化、地理等諸方麵情況的史書。如，通常所說的“二十五史”。別史：雜記曆代或一代史實的史書。雜史：隻記載一事之始末，一時之見聞或一家之私記，帶有掌故性的史書。野史：有別於官撰正史的民間編寫的史書。稗史：通常指記載閭巷風俗，民間瑣事及舊聞之類的史書，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類鈔》，有時也用來泛指“野史”。
另外，史書的體例主要有四種。紀傳體：創始於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它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用“本紀”敘述帝王；用“世家”記敘王侯封國和特殊人物；用“表”統係年代、世係及人物；用“書”或“誌”記載典章製度；用“列傳”記人物、民族及外國。曆代修正史多以此為典範。編年體：編年體史書按年、月、日順序編寫，以年月為經，以事實為緯，如《左傳》《資治通鑒》等。紀事本末體：創始於南宋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以曆史事件為綱，重要史事分別列目，獨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順序編寫。國別體：創始於《國語》，分載多國曆史。如《戰國策》《三國誌》等。古人認為，閱讀不同的書籍就會有不同的感受和收獲。讀過魯迅先生的散文名篇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人都會對古樸又典雅的三味書屋記憶猶新。那麼，“三味書屋”的名字從何而來呢？其實，“三味”取自“讀經味如稻粱，讀史味如肴饌，讀諸子百家味如醯醢（，即醋和肉醬）”的古語。其大意是：讀四書五經之類味如吃米麵，是食之本；讀史書味如喝美酒吃佳肴；讀諸子百家之類的書，味如醬醋（好比烹調中的佐料一樣）。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才能享受到這份美味的大餐呢？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本名為《萬曆十五年》的書震驚了史學界，同時人們記住了一個詞：“大曆史”。這本書以“截斷眾流”的氣魄，從浩如煙海的曆史長河中，截取了明末萬曆十五年這
一曆史瞬間，從各個角度深入細致地再現了明代的曆史。作者黃仁宇先生希望通過這貌似平淡無奇的一年，來深刻揭示大明帝國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而且認為連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落後於西方現代化國家，都已在那三百多年前的曆史橫切麵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了。“大曆史”是黃仁宇先生一貫推崇的一種學習、解讀曆史的方法。其特點是，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曆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曆史的特殊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研究曆史的全新視角。
從《萬曆十五年》、《天朝的崩潰》、《潛規則》、《帝國政界往事》再到《品三國》，曆史熱一直在緩緩升溫。大眾傳媒特別是電視的崛起，對當下的曆史熱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最鮮明的例子是，在《百家講壇》講曆史的閻崇年、易中天、王立群等，就推動了人們了解曆史的興趣。但同時，一些品位低俗、粗製濫造、選擇一兩個吸引人眼球的噱頭、完全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曆史劇業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這不但不能讓我們從曆史中獲得真正的養分，反而會對心理，尤其是兒童產生潛移默化的消極影響。這時我們不妨沉靜下來，摒棄娛樂、功利的想法，用一種嚴肅、理性的思想去看待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