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任繼愈、季羨林兩位大師前後兩天相繼以高齡辭世，也隨著幾年前啟功等世紀老人的逝世，在大師並不多見的中國當代，出現了令人尷尬的大師凋零的局麵。雖然，現在學術界、藝術界常常有許多自封的大師，而且有一幫環繞身旁的徒子徒孫們也紛紛如蠅附驥尾，追隨起哄，搞得熱熱火火，真還有點大師輩出、名家遍地的喜人景象。但是，我們還是遺憾地發現，時代已然失卻了真正能令我們仰望的大師，我們隻能在對曆史的回顧中，緬懷大師的業績，遙瞻大師的風采，重溫大師的教誨。
不是每一個時代都會有大師。
我的理解，大師之所以稱“大”，必然是集大成者，也就是他的造詣必須覆蓋廣闊的領域，其影響力也必然會超越國界的限製，而具有世界性的影響。社會上也有一些術業有專攻的佼佼者，可以把魔術玩得出神入化，可以把剪紙剪得惟妙惟肖，可以把民歌喊得響徹雲霄，甚至可以在一夜之間借助媒體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把一個地方劇種搞得熱鬧非凡，但我們總還不至於淺薄到要把他們稱為大師吧，因為他們中有些人文化層次太低，有的人則基本素養太差，甚至會認錯自己國家的國旗。他們的存在可以給人們帶來愉悅和笑聲，觀眾可以給他們掌聲，社會可以給他們財富，但不一定要給他們崇敬和尊重。而大師則不然，大師不是給大家玩的，大師是給一個時代的人來仰望的。大師必然要在覆蓋廣闊的空間的同時，占據久遠的時間。當然，世界上也會有一些天造英才，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在某個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但由於英年早逝而沒有完全一展抱負，隻是曇花一現式地照亮了某個區間，這是不能被稱為大師的。因而，真正的大師一般都是高齡，齊白石九十三歲，李苦禪八十四歲，季羨林高壽九十八歲，任繼愈九十三歲，啟功九十五歲，錢學森九十八歲。他們長久地親曆了巨大的社會變革，引領了某個領域學術或藝術的發展，並且持續性地對某方麵學術和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曆史性的影響。沒有長久的時間作保證，任何人其實都很難做到這一點；沒有長期的多種考驗，社會和公眾也很難驗證並承認這一點。
大師之所以稱“師”，關鍵是他必須在自己涉獵的領域內有不同凡響的建樹，達到了前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令許多同時代及後來的學者高山仰止，歎為觀止，從而成為一代宗師。或者，他在某個領域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使許多非常優秀的人也隻能亦步亦趨，自歎弗如。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憑借自己的影響，甘為人梯，樂育英才，教育和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後起之秀，從而使自己舉起的學術旗幟高揚在曆史的天空，使他鑄造的一種學術精神薪火相傳，長久地滋養著一代代學子，產生一種經久彌新的學術影響和藝術魅力。
當然，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能夠使非同一專業領域的人都仰視，關鍵的一點是他們在做人處事上經受了常人難以經受的考驗，在自己長久的生命過程中，經曆了世紀風雨和人世坎坷，在充滿險惡與誘惑的環境中，始終保持住自己的本色，展示了非同尋常的人格魅力，成為一代或者幾代人的道德楷模，成為人類社會的泰山和北鬥。
常言說：“亂世出英雄。”在品讀曆史的過程中，我們驗證了這一點。我們還遺憾地發現，造就英雄的亂世，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大師的凋零，所以說，與“亂世出英雄”相對應，我還有一個提法：“和平孕育大師。”曆史是吝嗇的，不可能既給一個時代造就很多英雄，又為一個時代孕育許多大師。回顧上一個世紀，由於兩次世界大戰和許多國家的國內戰爭，確實造就了許多震古爍今、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也造就了許多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大將軍和衝鋒陷陣、血染沙場的真英雄，這種金戈鐵馬血雨腥風的歲月，必然使許多大師顛沛流離，曆盡滄桑，也使大師的成長曆盡艱辛，寥若晨星。在中國，由於眾所周知的現當代國家所遭遇的不幸，使我們的國家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生長大師的土壤和環境。上世紀前半葉，中國經曆了將近三十年的戰爭，長期戰亂造成的“以中國之大，沒有一個地方擺得下一張書桌”的大背景下，必然會喪失使學術得以發展的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新中國成立後，從“反右”鬥爭到十年“文革”，又有二十多年，使中國文化遭受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嚴重浩劫，許多有個性、有骨氣、有創見、有成就的學者，都蒙冤遭受迫害，更遑論其學術思想。任何一個學者，在自己有效的學術經曆中，如果扣除這五十多年，那麼他的學術研究和學術成就一定會受到嚴重的限製，假如再減去未成年的十年，以一個普通中壽之人來看，其研究時間也就所剩無幾了，因而，沒有高壽的時間保證與和平適宜的社會環境，怎麼能夠造就大師呢？當然，惡劣的環境可以磨礪人的意誌，但成就大師畢竟需要時間、心情和精力。可以設想，如果一個畫家隻能幾代同堂地蝸居在狹小的茅舍裏，李苦禪這樣的大師，怕是很難創作出四幅丈二紙聯為通景的巨幅作品《盛夏圖》的，因為這既需要對華夏盛世的親切感受，也需要廣闊的創作空間和優雅的創作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