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其樂融融吃罷晚飯，兆琪讓蜀玉和長勝到自己房中談話。兆琪叫蜀玉坐在沙發，自己則坐在對麵沙發上，長勝坐在床沿上。
“蜀玉，你說你二十一周歲了，這麼說你不是你伯娘和我弟弟結婚後生的？”
“是的，我是伯娘帶過來的。我伯娘，姓楊，叫楊文瓊，五七年在師範學院讀書時被定為右派，後來發配到西昌山區去勞動改造。五八年被公社派到山上小學當教師，同去的還有重慶大學一個右派學生，叫曲星平。因為命運相同，年齡相當，很快就有了我。他們去公社辦理婚姻登記，公社頭頭說：兩個人都是大右派，幹啥子準他們結婚，右派斷子絕孫才好呢。所以拒絕讓我的父母登記結婚，所以我出生後一直沒戶口，是‘黑人’。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了，山裏來了一幫城市來的紅衛兵抓‘四類分子’批鬥。把我父母抓去了，借口他們生下了我，是破壞婚姻法。後來把我也弄去了，掛牌子遊街。我父親同他們理論、辯論。紅衛兵們辯不過，惱羞成怒，揮起大棒，怒打我父親，整整打了兩、三個小時，直到斷氣了他們才罷手。世上隻剩下伯娘和我孤兒寡母倆人相依為命。因為隻是個右派被打死了，根本無人過問，我們娘倆隻能求人用一床破篾席裹著，挖了個土坑埋在了山上。從四歲起父母就開始教我認字做算術，一直沒間斷，七三年我十二歲了，伯娘所在小學已經‘停課鬧革命’了，她隻能單獨教我學習中學課程，包括數、理、化，英語和古文。此事不知咋個傳到當地造反派耳中。一天早上，山寨裏的造反派衝進小學裏，把我和伯娘拖到操場的土台上，掛上大木牌進行批鬥。我伯娘木牌子寫著：大流氓大右派楊文瓊。我的木牌子寫著：小流氓小右派楊書玉。當時山寨裏來了省城走‘五·七’道路幹校的先遣組，組長是伯伯羅鶴鳴，他見造反派帶了十來個人在批鬥我們，好奇地問道：這一大一小，都是女的，犯了啥子錯誤嘛？十幾歲的小姑娘咋是右派？造反派吭哧半天說不出啥子，有一個說：“這個右派娘們成天叫小女子封資修的玩意兒。”
“啥子封資修的玩意兒？”伯伯問道。
“啥子牛頓馬頓，啥子愛的死膽，還有什麼愛克死、歪的東西。”
伯伯聽了，好不容易憋住沒笑出來，說：“小夥子，算了吧，幹啥子和這對孤兒寡母過不去。你回去好好看看書，什麼是牛頓，哪個是愛因斯坦，X和Y都是數學物理上的字母，不是人，沒有一個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有勾結，算了吧，算了吧。”
這些個造反派見我們娘倆是塊石頭榨不出油來，隻好來個順水推舟，把我們放了。
先遣組就住在我們小學校了。伯伯和我伯娘從此認識了。他看見伯娘天天一早就起來教我讀書，中午吃了飯才下地種糧種菜。傍晚太陽落山之後我們才回來，吃了夜飯，伯娘又教我讀書學習，天天上語文、數學、物理、化學、還有地理、曆史，後來教我英文。開始是伯娘教我，後來伯伯也教我，伯伯英文很好，發音純正，講得很流暢。正是這樣我這一次考研，英語成績很好。先遣組籌備給幹校蓋宿舍，半年後宿舍蓋好了，伯伯他們都搬進宿舍了，但是一早一晚他總會來看伯娘和我，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後來小學要複課，伯伯就帶了五、六個幹校的人幫我們修理窗和桌椅。兩個月之後終於小學校開學了，開始隻有二十五個學生，從八歲到十三歲的都有，分成五個年紀，伯娘就叫我幫她教年齡小的一、二、三年紀語文和算數。沒有教材，伯娘就把六六年以前的教材找來，請伯伯利用晚上幫助刻蠟板，然後油印出來教給孩子們。伯伯乘機找來一些高中的課本讓伯娘教我學習。伯娘經常幫助伯伯洗衣服洗被子，補衣服補襪子。伯伯則經常幫我們從集鎮上買回來米和蜂窩煤。我們那兒是山區，隻種玉米不種水稻，隻能買米吃。七五年底，伯伯提出要跟伯娘結婚。當時幹校領導沒表示反對，叫辦事人員給伯伯伯娘辦好了結婚登記手續。那一年我十四歲，伯娘是四十一歲，伯伯五十五歲。伯伯給我改名叫羅蜀玉，說：‘我不讓你媽媽再生育了，你就是我的女兒，是我羅家的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