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著不易。福禍相依，貴賤相轉。時來鐵似金，說你成你就成怎麼著都成；運去金似鐵，說你不成你就不成怎麼著都不成。其實說起來這世上每個人都是幸運的，從老爸全力向老媽的體內注入那十五億精蟲開始，你我他都是十五億中跑得最快的那個。所以醜女醜男也不必怨天尤人，您盡管長得磕磣，可已經是父親寶庫中最拿得出手的了。當然，這隻是個開頭兒。叢林法則從生命孕育開始就已經體現。這世上很多人的能力都差不多，唯獨不同的是機遇。有了機遇，意味著你的生活會好很多，房子車子工作也少著很多急，沒老婆的可以有個賢妻，有老婆的可以錦上添花（社會上這方麵的園丁還真不少）；沒孩子的可以周遊世界，有孩子的可以名校就讀。有了機遇，奶茶妹可以並肩超級富豪；沒了機遇，隻能是韓信低頭胯下爬，您就苦大仇深去吧。雖說死了以後都一了百了，大家一樣，可活著的時候，這中間的差別就大了去了。您說呢？所以孔子感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農民工傑出代表陳勝也奮臂大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不是孔子，也不是農民工，就一普通北京人，海歸高知。身高180，相貌堂堂，風度翩翩。我的相貌來自遺傳，而我的風度，則來自淵博的知識和二十多年國內外走南闖北的見識。我曾是國外的金領。1998年開始，我每年的收入就有幾十萬。盡管辛苦，但在國外著名學院教書和為跨國公司進行高級企業管理培訓的經曆，使我見識了很多人，也知道了很多事兒。2005年，我從留學、工作和居住了十年的新加坡回國，擔任中國第一間民辦國際商業管理企業大學副校長。我放棄了綠卡----後來還受到大學董事會表揚，董事長在表揚我時熱淚盈眶----其實我放棄綠卡並沒那麼崇高，而是新加坡當年規定：隻有放棄綠卡，才能一次性取走所有的公積金。而我所不知道的是，這間剛開辦的大學，離職率比流行性感冒還要高得多。這筆公積金，我可以在北京支付一套二百多米複試豪宅的首付、外加一輛不錯的汽車。走南闖北這麼多年，我覺得葉落歸根沒什麼不好。雖然我有一定的可觀的積蓄，但既然已經決定回國了，我就沒必要把銀子存在一個六千公裏之外的地方。俗話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想得開，也想得明白，還是把這筆可以流動的銀子換成那套不錯的複式大宅不動產，外加上到哪兒都一踩油門的汽車。我應該享受生活，而不是看著錢在別人的口袋裏變老。我留學的專業是MBA，我覺得中國將來的發展趨勢，房子一定會越來越值錢，也會越來越升值；而相應來說，現金的保值率顯然比不上不動產。所以我決定：放棄綠卡，取走全部的公積金。簽署放棄綠卡文件時，那位新加坡移民局的馬來族女官員悄悄問我：“新加坡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你為什麼要放棄綠卡呢？”我淡淡一笑。是的，我在新加坡著名學府獲得MBA，也在那裏從事企業管理培訓工作近十年。可我一直覺得一個人在自己的國家和土地上，應該活的更有自由和尊嚴，也應該活得更滋潤一些。更何況，我來自首都北京，從小長在一環，和那些出國前來自小城小鎮小鄉的同學們比起來，我有更多的選擇機會。離開一個大都市，又回到自己土生土長的另一個大都市，這沒什麼不同。回國後，我在北京擁有兩套房，一套出租，另一套二百多平米的複試房子自住。我也有輛中檔實用的家庭轎車----在新加坡，要達到這樣的生活品質應該算是前百分之十了，而要留在新加坡享受到二百多米的的住房麵積和擁有不錯的汽車，我恐怕得在那兒再苦幹二十年。我回國還有另外一原因：底氣足。我受聘為國際商業管理企業大學的副校長，而大學的中方名譽校長是聞名國內外的民主黨派人士，一位曾在全國人大擔任過要職的知名文人；外方名譽校長則是舉世聞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有這樣兩位天神級人物保駕護航，大學的發展前程錯不了。一中一外，兩位東西方大師合力鑄造的國際商業管理企業大學，前途應該一片輝煌。可回國三年後，我就默默地離開這所大學。我實在受不了，他們也實在受不了我。校董事會的董事們一直很驕傲，不過他們對於專業業務的分析和掌控，我覺得有些不懂事。他們逢人便宣稱新成立的大學位於北大和清華中間，最終目標是：用五年時間超過北大清華。我提出了不同意見，我也特反對這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思維方式（後來我在不少私企不斷見識了這種可怕的思維），我們大學所有員工加起來，都沒北大或清華食堂裏的炊事員多。我們的教職員工一百來號人----和人家北大比，我們是北大荒；清華更沾不上邊，就是洗澡修腳的清華池，那兒的員工和顧客也比我們的雇員和學員總和多。人，應該實事求是，對不對？要是猛勁兒忽悠，甚至連自己都堅信自己的忽悠，那就是屎殼郎趴鐵軌，硬充大鉚釘，是不？咱不應該幹家雀下鵝蛋硬撐的事兒。豪言壯語每日環繞於耳，家雀下鵝蛋硬撐死扛的文化氛圍充斥於校園每一個角落，董事們沒一個懂業務懂專業----回國後很久我才知道，這幾位董事沒一位在年輕時上過大學，而副校長鄒德華入職前是一個民辦中小學的行政負責人，這樣一群沒上過大學的董事再加上三本畢業從事中小學管理的鄒德華副校長，讓我的頭簡直得比孕婦的肚子都大----不到一年，近視眼變成老花眼。那年，我剛剛三十九歲。當年回國麵試時，我驚詫於大學校園的簡陋，也一度產生懷疑和動搖。看到我的疑惑和擔心，董事長和溫文爾雅的鄒德華副校長向我展示了碧波蕩漾、園青水秀、風光迤邐的幻燈片，以及擁有現代化跑道和辦公教學樓的校園。他們再三向我解釋，大學馬上要搬到這個地方，搬遷日期就在我正式回國上班前後。麵試後坐飛機回新加坡，在曼穀轉機時我又特意給董事長和鄒德華敲了電話，他們再次對即將搬遷的美麗校園給了肯定答複。放棄綠卡正式回國工作後我才知道，那碧波蕩漾、園清水秀的地方是中關村生命科學園，而擁有現代跑道操場和辦公樓教學樓的地方，是中關村一個新建小學的規劃圖。這兩個地方，都和我們的大學一點兒不沾邊不搭界。我氣急敗壞地每日遊走於海澱區那村委會辦公樓一樣的幾幢白瓷磚外裝修的陳舊小樓裏。董事長是位女士，她躲了我一星期，說是出差；六十多歲的外行老校長淚汪汪地向我講起“振興中華從培養企業家做起，當年八路軍也是從貧瘠的延安發展壯大成百萬大軍”的神聖夢想和神聖故事。他尖銳地批評了鄒德華副校長，說用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和中關村某個小學的規劃圖給我下套確實不對。“我們也確實有進駐中關村生命科學園的計劃，不過我們還沒有足夠的盈利。要是以後資金充足了，別說科學園，就是頤和園我也敢租。”老校長鼓著金魚眼，鏗鏘激昂。副校長鄒德華每天賠笑，午餐的牛肉麵、西紅柿炒雞蛋、沙縣小吃、城都小吃、烤肉串外加飲料啤酒他都包了。我沒讓他花過一分錢，總是他請客，我付錢。後來我們熟了以後，他對我說，“哥們，我們裏邊就你一個人在國外活得滋潤，這下好了，大家一起上梁山，誰都沒退路了。”除了苦笑，我能怎麼著呢？我們大學每年的營業額就幾百萬，後來政府支持了五百萬，我主張用這錢的百分之五給教職員工上社保（從鄒德華到我，再從我到員工，沒一個人有社保），另外拿出百分之十去同行挖人----沒有天罡地煞，又哪兒來的梁山泊呢？董事長和校長陰沉著臉沒言語----最終，這錢後來被董事會買了大奔、奧迪和克萊斯勒----幾位董事一人一輛。四位董事都沒上過大學。董事長初中畢業，校長年輕時擔任過村中學的物理老師，後來對外宣稱是核物理專家，另一位董事則是大專文憑，以後熟了，喝醉後告訴我，那文憑是電大函授的，好像還花了點兒錢。鄒德華，三本畢業。這麼幾位學曆有限、豪言無限的人，居然要為中國企業家走向中國、走向世界的培訓擔當大任。真是大躍進時代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糟心透了。作為主管教務的副校長，我後來和一間著名大學洽談，成立了企業家商學院，也著重加強了企業實戰案例教學，同時還在國內最早成立了企業家俱樂部和私人董事會培訓。業務開始走向正軌。人氣兒來了，錢也就來了，這一段時間，一切都芝麻開花節節高。可接著，就出事兒了！
引之第1 【炫麗歸國 ，福禍相成】（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