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導演電影《秋決》的人倫主題
專家來稿
作者：張祖群
一、李行的導演生涯
李行自1958年首次執導台灣國語片《王哥柳哥遊台灣》（與張方霞、田豐合導）開始算起，至1986年的國語片《唐山過台灣》為止，29年的導演生涯中共執導了45部故事長片、3部分段式短片和2部紀錄片（他導演的主要電影見下表）。他在1971年導演了《秋決》，片長99分鍾。由於人們的道德觀念不同，藝術欣賞水平不一，《秋決》推出之後就引出筆戰：裴剛雖然軀體泯滅，但其思想境界得到更新提升，並且有了新一代，因此有人認為《秋決》是表現“春秋代序”傳統，春之生與秋之死，反映了生命與事物發展的規律；中國泛道德主義抹殺了微弱生命和真理，釀成了《秋決》的人倫悲劇，因此有人認為《秋決》既頌揚中國文化的樸厚、仁愛，又批判親情、家族觀念。有人讚賞影片提出下一代的教育問題，體現人性與教化；有人否定其“傳宗接代”的狹隘思想。[1]筆者看完之後，久久不能平靜，翻閱了一些對該片的影評，得知該片多年前榮獲第10屆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等獎項。由此可見，《秋決》是20世紀70年代台灣影壇上不可多得的一部上好影片，至今仍然有啟示意義。20世紀60年代，台灣台語（又稱閩南語、學老話、福老話、河洛話、鶴老話）片開始沒落，國語片日益盛行。李行改弦易轍，轉入導演國語片。李行從1963年導演《街頭巷尾》到1971年導演《秋決》，在嚴肅的寫實主義創作道路上獲得了巨大成功。伏下心來，結合自己的學術偏好，基於文化人類學視角寫上幾句小感受。[2]可以這麼說，《秋決》是李行最具創作野心的作品，打破了他前幾部流行電影的小格局，暫時拋掉觀眾的娛樂訴求，專注於中國“人倫”思想的探討，“置之死地而後生”，反而成為當時國語影壇上的一匹黑馬。[3]
二、《秋決》的文化人類學解讀
第一，“秋決”的物候特征。東亞季風區先民一向認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初看很難將秋收與犯人殺頭聯係在一起。四時的變換是因為陰陽之運行，陰陽盛衰遵循著循環往複之道。陽初盛之時，扶助東方之木，形成春季；陽全盛之時，扶助南方之火，形成夏季。陽盛極而衰，陰轉去東方而扶助金，形成秋季；陰極盛時，扶助北方之水，形成冬季。[5]春夏是萬物生長的季節，很好理解，而秋收之後，馬上就要入冬，是樹木凋零的季節，象征肅殺，故有“秋殺”之悲。古史中死刑判決後，並不立即執行，而是要等到秋天霜降後冬至以前這段時間問斬，是謂“秋決”。這也是古代刑法人性化的表現之一。所以《秋決》中裴剛頭年秋天收監入獄，一定要經過第一年冬天，第二年春天、夏天，至第二年的秋天才明正典刑，這樣才有了該片99分鍾的故事情節上演。中國有舉行“秋決”的傳統，從西周開始就有了秋冬行刑的做法，到了漢朝成了非常明確的製度。周時，天子率三公九卿到京城西郊迎秋，祭祀少皋；漢代天子射獵，用獵物祭祀宗廟，以壯國威；宋朝太史官搬一盆梧桐到殿中，啟奏“秋來”，一兩片梧桐葉應聲落下，一葉知秋。連訟官們也忙著結案，立行“秋決”。明清紫禁城現成固定的“秋審”製度：皇帝先派大臣在天安門前的西千步廊內，審判各省最後彙報上來的死刑案子。案犯經過西長安街過長安右門被帶進來、帶出去。十之八九都是維持原判。[6]西主秋、主武，犯人進鬼門關。延續至今，秋天成了各種新法規正式執行和生效的黃金季節。城鄉雖有差異，“秋決”傳統卻相差無幾。以北京城為例，每年交秋，大理寺、都察院、刑部與九卿共同對犯人會審，冬至前處斬，稱“秋決”或“出大差”。 犯人臨刑前囚車過宣武門，菜市口，經過一個叫“破碗居” 的小飯館，犯人可要求停車吃酒。犯人吃過店家給的一碗白酒與黃酒相摻混合酒，接著把碗摔得粉碎，他就真正“上路”了。封建社會鄉野之裏往往有殺人坡，即過去犯人砍頭之地，惡鬼冤鬼無數。在黑夜裏，膽子大的人也要結伴才敢過去。民間也有咬秋、戴秋葉之俗。[7]《秋決》的服裝、道具、人物情節、牢獄製度等比較符合漢代特征，而且模擬四季輪回之景，推測是取自魏晉時期所著記載漢代內容的誌怪小說。
張祖群：李行導演電影《秋決》的人倫主題
第二，“秋決”的家庭人倫。該片取自中國民間“兒子臨刑咬母乳”傳說：一個青年從小被奶奶溺愛，長大後桀驁不馴，殺了人被判死刑，待秋天將被處決。《秋決》一經上映，其主題引起不少道德倫理之爭議。[8]影片中，裴家少爺因殺人犯法被關，裴家老太太四處奔走，疏通關係欲救孫子裴少爺出獄，但屢次失敗後裴家老太太為了不斷送裴家的香火，不得已把從娘家帶來的丫頭蓮兒帶到獄中與裴剛成親，以求留下裴家的後代和血脈。丫頭蓮兒第一次賄賂進獄和裴剛同床至四更，由於裴剛的人性和血性，不想毀了蓮兒下半輩子，故當夜並未行房事。直到裴家老奶奶凍死之後，丫頭蓮兒想更多的擔起裴家重任，再次進入獄中，和裴剛交心長談。丫頭蓮兒因此重新認識裴剛，裴剛重新認識丫頭蓮兒，當夜，他們才行房事，這番雲雨播下小農家庭倫理的生命種子和傳宗接代的愛情意識。看到這裏，不由得使人想起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對於“家庭”的精辟解釋：“家庭這概念在人類學上有明確的概念：這是個親子所構成的生育群體。親子指它的結構，生育指它的功能……但是在任何文化中，家庭在社會群體功能中總是富有生育之外的其他功能。”[9]當裴剛光明磊落的走向刑場被斬之時，蓮兒肚子裏的孩子也即將出生，無論是牢頭還是蓮兒甚至是那個獄中遇見的書生，都是作為正麵的形象引導裴剛也引導了觀眾。而獄中的小偷則設置為一個負麵形象，反襯裴剛，裴剛與他先是一丘之貉，最後裴剛與他因為價值觀不同而徹底決裂。正反兩方麵，都引導裴剛這個角色從負麵轉變為正麵，甚至影片結尾時牢頭要放裴剛走，裴剛卻寧願留下來接受懲罰。於裴剛而言：逃出去，逃得了一時，卻不能逃得了一世，蓮兒和肚子裏的孩子會提心吊膽過一輩子。不逃出去，死得其所，死得安然，蓮兒和肚子裏的孩子可以安分過一輩子。我想，認識一個人應該全麵看待一個人，應該立體看待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