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袁世凱號召各界人士齊集北京商討立憲大事之後，報紙上各派的鬥爭便此起彼伏，甚至可以說波瀾壯闊，引人入勝。
康有為頻頻發表文章，為帝製唱讚歌，甚至鼓吹君主專製，而他的徒弟梁啟超顯然並沒有追隨他的腳步，隻是就君主立憲展開辨析，發表文章替袁世凱在君主立憲之下實行民主政治。
這是保皇派與改良派的內鬥，但每每遇到革命黨人發表文章攻擊他們時，他們便齊齊跳出來加以攻訐，仿佛好的穿一條褲子。
很明顯，他們認為現在中國恢複帝製是大勢所趨，南京革命政府是沒有前途的，甚至覆滅在即，不得不說，舊文化出身的許多文人腦子全都學壞了，腐朽不堪。
革命黨人也有辯論好手，章炳麟、宋教仁、於右任、廖仲愷，甚至胡漢民等人都有精彩之作，在這個關頭，革命黨人開始擱置爭議，一致對外。
連胡漢民這樣的鐵杆倒李分子都開始站出來對北方的一出出醜劇加以鞭撻，更別說其它人，因為他們都明白，這不是鬧意見的時候，要是被袁世凱鹹魚翻身，真的恢複了帝製，加上列強的支持，南京政府分崩離析也是有可能的。
由於李秉衡內閣執政以來的一係列政策以及手段出乎了所有人的意外，也超出了他們的認知，保守起見，他們並不是特別認同，反對的聲音一直沒有停歇。
南京政府官方也一再警告北京，不要挑戰底線，恢複帝製已經是逆時代潮流而行，完全不可取。
李秉衡親自寫信給袁世凱，希望他認真考慮南京政府的統一意見與辦法，不要一意孤行。
可是，袁世凱的野心在列強的支持下已經膨脹到了極點，他眼下聽不進半點的反對意見，一心想要恢複帝製。
先君主立憲，然後坐上內閣總理大臣這張位子，這是他的初步打算。
雖然他重新登上內閣總理大臣這張位子，但是意義卻是大不同，在前清他要受到各方麵的限製，但是現在，皇帝就是個傀儡，他才是真正的掌權者。
不過朱爾典等四國公使鄭重告誡他，盡可能的統合中國的立憲人士，將保皇派拉攏在身邊，盡快恢複帝製。
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之後，巴爾幹的形勢更加的複雜，也更加的嚴峻，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這也就使得奧匈帝國與沙俄之間的仇恨更加的如脫韁野馬般背道而馳。
既然矛盾無法消除，而且還在惡化，那麼一場戰爭那時肯定的，目前歐洲已經沒有人還在幻想戰爭可以通過和解來消弭。
歐洲戰事一起，別說沙俄，就是日本也沒有心思出兵幹涉，這對南京政府是相當有利的，所以朱爾典一直在催促袁世凱。
老蛤蟆當然有他自己的想法，既然是訛詐，那麼就再訛詐一些，多要些好處。
英日四國提出的一係列協議，如果他全部答應，那麼必將背上一輩子的罵名，這些喪權辱國的條款對中國將造成巨大的傷害，可是他顧不得了。
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
如今康有為與梁啟超這一對師徒都在為他鼓吹，替他製造聲勢。
康有為一直是保皇派、改良派的掌門人，但是如今他的立憲思想發生了變化，反而是梁啟超結果了改良派的大旗，與其分道揚鑣。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啟迪和影響了後來的憲法理論，但是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份，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占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義的立憲觀曾經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為時代 ，保守主義的立憲思想卻不能解決中國的危機。
當時中國所麵臨的國際國內矛盾都十分突出，同時存在著生存問題、民族問題和民主問題三重危機，而康有為的立憲觀最關注的則是生存危機，即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問題。
當前他的思想為了向袁世凱靠攏，希望由袁來推動恢複帝製，然後實現他的理想，不惜借重袁的力量，立憲思想開始轉變。
他當前的立憲理想則是從社會進化論出發，希望調和君權與民權之間的矛盾 ，減緩新生力量對封建專製的衝擊，維護舊體製。
因此，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在矛盾的。一方麵 ，他強調憲法是“維新之始” ；另一方麵，又說憲法是傳統的延續 ，認為中國的文教禮俗即英國的不成文憲法。
加上他空想著能有袁世凱這個強人政治來維持帝製，作為封建專製的強大中間人。
梁啟超則完全不同，轉變為相應激進的改良，但是這種改良相對與南京政府疾風驟雨般的改革，則完全是溫和中的溫和。
康有為對李秉衡內閣的近乎獨裁政治展開批判，百般攻擊，甚至將專製的帽子戴在了李秉衡的頭上。
“行民主政治，反而是專製獨裁。而如今君主立憲，方是真民主共和。”
為了恢複封建教化與倫理綱紀，康有為繼續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調子，將孔子看做國粹和國魂，四處活動，組織孔教會，甚至要尊孔子為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