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瀏覽時代的文明憂思
書屋講壇
作者：吳靖
1955年，一代傳媒大亨、被譽為“美國廣播通訊業之父”的大衛·沙諾夫在著名的聖母大學發表演講，談及其賴以建立個人帝國與財富的大眾傳媒，他當即拒絕接受聽眾對之負麵效果的批評與質疑，反而將它諉過於受眾：“現代科學的產物本身無所謂好壞，決定它們價值的是人們使用它們的方式。”十年之後，被譽為“IT時代先知”的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經典著作《理解傳媒：人的延伸》中對沙諾夫的無知論調大加嘲諷：“當創造性的求知過程將要成為集體活動，最終擴展到整個人類社會的時候，我們正在走向對知覺的技術模擬……我們對所有媒體的常規反應就是科技白癡表現出來的麻木狀態，媒體傳播的內容隻是入室行竊的盜賊（傳媒本身）用來引開看門狗的肉包子。”較之麥氏研究的二十世紀電子傳媒——電話、廣播、電影、電視等，如今的互聯網終端在瘦身成Netbook、iPhone、iPad之後，真真是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堪稱訴諸視覺、聽覺等人體感官的“移動盛宴”，誠如二十世紀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塞爾的名言“擁有就是被擁有”，我們的這個仆人，似乎已蠻橫無理的宣告，它就是我們的主人。
人腦高度可塑：從尼采與弗洛伊德說起
1867年秋，二十三歲的弗裏德裏希·威廉·尼采在普魯士軍隊的騎兵炮部隊服役，本就體弱多病的狂人不慎摔下馬背，導致肋骨受傷，此後身體便一直沒有痊愈，伴隨著每況愈下的身體機能，尼采的視力也不斷衰弱，待到1881年，他的視力已極度衰弱，持續的書寫對他而言是一種痛苦的折磨，他渴望著自我救贖。就在當年，尼采嚐試性地訂購了一台丹麥製造的球型打字機，它包括大小寫形式的五十二個字母、十個數字，還有標點符號，圍繞著同一個中心在其球麵上凸起，按鍵的排列經過科學設計，以實現打字效率最大化。這個新奇玩意兒挽救了尼采，中斷的寫作計劃恢複了，尼采甚至為這台球型打字機賦詩相贈。
然而，微妙的改變正在發生，摯友科澤利茨敏銳地察覺到尼采寫作風格的變化：滔滔不絕的雄辯變成了簡短的格言，字斟句酌的推敲變成了樸實的“電報風格”。在得知友人的反饋後，尼采在回信中一針見血的道出了緣由：“我在音樂和語言方麵的‘思考’經常會取決於紙和筆的品質……我們所用的寫作工具參與了我們思想的形成過程。”
就在普魯士狂人學習使用球型打字機之時，一個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醫學院學生正在維也納的實驗室裏從事神經生理學研究，並經由實驗提出了一個天才般的猜想——人的大腦也像人體其他器官一樣，是由許許多多彼此分離的細胞組成。為此，他還發明術語“接觸屏障”來對應細胞間的縫隙，年輕的弗洛伊德認為此一縫隙在控製大腦、形成記憶和思想方麵發揮著實質性的作用。正如狂人尼采的諸多思想被當時學界視為異端，弗洛伊德的大膽結論也被當時的主流科學觀點所排斥。不過，曆史的長河終究會披沙揀金、去偽存真，憑借放大效果更好的顯微鏡，科學家證實了離散神經細胞即神經元的存在，其上附有軸突和樹突，負責發送和接受電脈衝，並由之觸發神經遞質的釋放，這種物質來回流動的媒介正是當年弗洛伊德所謂的“接觸屏障”，即如今大名鼎鼎的突觸。由此，神經元之間發生的電化學性質的交互作用就形成了通常所謂的思想、情感與記憶，居中調節的正是突觸。
就在弗氏天才猜想提出的十年後，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其裏程碑式的巨著《心理學原理》提出了更為天才的猜想——神經組織看起來被賦予了極強的可塑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管是外力還是內力，都能讓那種結構變得跟以前有所不同。與弗洛伊德一樣，絕大多數腦科學家和內科醫生對這一猜想嗤之以鼻。曆史的經驗表明，天才的思想似乎總是難容於當世，因為他們都超越了自己的時代，隻能領受天才那份獨有的寂寞。
直到1968年，一個名叫邁克爾·梅爾澤尼奇的年輕博士在針對猴子大腦的神經實驗中，發現其神經係統在受損幾個月後竟然自動完成了神經排列重組，這一結果令梅氏本人都難以接受，因為幾十年來幾乎所有的神經學家都默認大腦結構固定不變的理論，沒有人會相信神經可塑性如此之強。在此後的三十年間，他在另外很多猴子身上進行了大量實驗，所有實驗都表明成年靈長類動物的大腦具有廣泛的可塑性。梅氏這一爆炸性的結論終於引發了人們對於流行理論大規模的重新評估，後來神經科學家們的一係列實驗證實：大腦可塑性不僅限於大腦皮層中掌管觸覺的軀體感覺區域，我們所有的神經回路，包括觸覺、視覺、聽覺、移動、思考、學習、理解、記憶等等都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以往的“鐵律”終於被拋棄了。
工具塑造思維：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兩種文化
大約在公元前750年，古希臘人首先發明了完整的拚音字母——囊括了元音字母和輔音字母的文字係統，聰明的希臘人僅用二十四個字母就代表了口語中的所有音素，字符的經濟性大大減少了讀寫所需的感知和記憶資源，使得希臘字母成為後來大多數西方字母的模板。更為重要的是，一場對人類文明影響深遠的革命正在悄然發生，那便是從主要依靠口頭交流知識的口語文化轉變為書寫成為表達思想的主要媒介的書麵文化，這場革命無疑改變了西方世界每一個人的大腦和生活。
公元前四世紀初，柏拉圖寫下了關於愛情、美景與雄辯的對話體著作《斐德羅篇》，記載了雅典市民斐德羅與偉大的雄辯大師蘇格拉底散步時迂回曲折的對話，最後他們談及書麵文字，蘇格拉底講述了埃及神明特泰與國王賽穆斯之間的故事，賽穆斯反對特泰極力歌頌的書寫藝術，認為寫作會把健忘注入人的靈魂，帶給人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偽裝。蘇格拉底對賽穆斯的觀點表示認同，堅信通過口頭演說銘刻在學習者靈魂中的智慧詞句遠勝於用墨水寫下的字詞，並認為對字母這一技術的依賴會改變人的頭腦，讓人們麵臨變成淺薄的思想者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