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載灃攝政的朝廷，作為推行“新政”的一項舉措，頒旨定官話為國語。1911年，學部又專門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案》，明確“國語”就是北京話。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承認了國語的法定地位，但對於國語是否應以北京音為標準產生了爭論。1912年12月，教育部成立了讀音統一會籌備處，由吳稚暉當主任，製定了統一讀音的八條章程，規定由這個“統一會”審定每個漢字的標準讀音。審定工作尚未開始，與會成員的表決權問題就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八十名審議代表中，江蘇十七席（僅無錫一地就占了五席）、浙江八席，有些邊遠省份僅一到兩席，如果按一人一票的原則，吳語區必然占盡優勢，包括北京的直隸省（也有七席）堅決反對按人計票，主張一省一票，否則退出會議。這招有效，逼得吳稚暉（江蘇武進人）辭去主任職務，把位子讓給了來自直隸的王照。江蘇人自然有些不忿，與會代表汪榮寶說：“若一省一票，從此中國古書都廢了。”王照問他：“此話作何解釋？”並補充道：“難道江浙以外，便沒有讀書人嗎？”一時會場氣氛弄得很僵。王照也告病假不到會了。最後，在教育部長的調停下，按直隸一人一票的要求達成了妥協。審定工作才得以從1913年正式開始。
北京官話已經有數百年的發展過程，確實也比較容易為其他方言區接受，通過以北京音為標準確定國語讀音的原則倒是為大家所通過，但由於北京話沒有入聲和大部分舌麵鼻音被清化，這兩條是其他方言區很難認同的，引起激烈爭論，最後本著“以京（北京話）為主，兼顧南北”的原則，通過了一份國語讀音方案，其中主要內容就是在北京話的基礎上參照南京話，保留了入聲，並且把北京話裏取消了的舌麵鼻音恢複過來（主要就是區分尖、團字）等等。全部工作做完以後，本來決定從1918年起將方案推向全國。但就在同時，新文化運動興起，帶來了一股中國文字拉丁化的熱潮。由於拉丁字母拚音難以解決已經通過了的國語方案中某些複雜的發音問題，主張拉丁化的學者們提出采用較為簡單的純北京讀音，即去掉老方案裏的入聲（將陰、陽、上、去、入五個聲調改為陰、陽、上、去四個聲調），取消尖音字，一律団聲化，如箭（zian）讀建（jian）、清（cing）讀輕（qing）、笑（siao）讀校（xiao）等。拉丁化的新方案當然會引起激烈的反彈，但處在新舊交替的社會轉型期，新事物總是更容易取得勝利，由於軍閥混戰，“老國語”本就沒有正式推廣，而到了北伐時期，“新國語”已經是一邊倒的局麵了。中原大戰結束後，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正式確立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國語”，推廣工作從教育、廣播、電影等各方麵同時著手，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一定成效，最顯著者當推浙江、福建等南方省份。
“新國語”的地位雖然通過行政手段確立下來了，但“老國語”對改造北京音的幾點原則意見並未被徹底否定，隻是暫時擱置而已。而且有些方言區對以北京話為國語一直有不同看法。1955年的召開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還曾就采用哪種方言作為“國語”（改稱普通話）進行過一次投票表決。結果北京話得五十二票，西南官話五十一票，吳語四十六票，粵語二十七票。從票數的分布可以想見爭論的激烈。不過北京話有兩大優勢是無可動搖的，一個是它的曆史地位，另一個是當時漢字拉丁化仍是主流方針，而北京話已經有了較完備的拚音方案。總之，國語（普通話）又一次定下來了，而且，此後再未出現正麵反對的聲音。至於北京話既有的什麼尖團字不分、入派三聲之類問題，隻好就此由他去吧！
主張全麵拉丁化的人們，顯然低估了在獨特的曆史背景下，通過漫長的時間積澱而發育定型的漢字所具有的能量和魅力。幾十年過去了，拉丁拚音方案始終不過是一種識字的工具，以拚音文字來代替既形聲又會意的漢字，大約已經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拉丁化偃旗息鼓的前提下，語言和文字的某種脫節就難以避免：漢字既不能取消，又沒有任何一種方言能完全用漢字記錄（一些文人早就嚐試創造一些稀奇古怪的漢字用吳、粵等地方言做文章、寫小說，但最終未成氣候，現在有的香港紙媒還保留了小塊的粵語專欄，部分讀者朗朗上口時或有些許快意，但若據字求義，則往往不通已甚），所以，看來除了讓他們各執一途，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但是，當初選擇北京話作為國語的基礎，正是由於它最容易契合拚音方案的要求，從而能最完整地記錄漢語。為了這一選擇，雖然明知北京話存在某些有違漢語習慣的缺陷，但當時“忍痛做出了妥協”，而今天，回首文字拚音化道路的出口已經漸行漸遠時，那麼這種妥協的意義又該如何解釋呢？
當然，語言是變化發展的，曾經的不習慣、不適應，都可能被時間淘洗幹淨。比如，北京官話中尖團不分由來已久，隻有京劇舞台上的韻白堅持尖團字必須區分清楚，仿佛是對唐宋時期舊“國語”的一點緬懷和紀念，後來，演樣板戲，連韻白也取消了。堅持也罷，取消也罷，除了京劇演員，誰也不會在意。還有那些舌麵鼻音的字，一概沒有了。沒有就沒有吧，並不影響普通話的推廣。不過各地的方言（除了東北話）在這點上倒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誰也不會把愛（ngai）讀成“ai”，把昂（ngang）讀成“ang”。總之，在北京音作為普通話的標準地位確立之後，上麵這類讀音問題都已經不能構成它根本的缺陷，現今普通話被推廣得如此到位的事實，本身就是有力的證據。唯一留下的尷尬是“入派三聲”始終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
現在六十歲以下的人，都是通過拚音接受的漢語啟蒙教育，如果後來沒有通過專門的培訓或自學，他們根本不知道入聲為何物。在一般社會交往中，知不知道入聲字不構成任何問題，但偏偏有許多稍通文墨而又好附庸風雅的人熱衷於做近體詩，什麼“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樂此不疲，煞有介事。特別是某些官員，到處與人酬唱意猶未盡，還要刻印出版（當然是動用公帑，其中法門就不在此處細說了）。但他們大多不能辨別入聲字，而不能辨別入聲，也就必然無法正確地區分平仄，分不清平仄，就算從理論上知道近體詩格律所要求的平仄對應關係和“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類基本法則，也是無法在實踐中貫徹的，強行動手，結果隻能像毛澤東曾經指出的“那不是詩”。不是詩，是什麼呢？順口溜？不對，它往往不順口，相反它拗口的時候多，讀起來令人很難受。
大約因為自己覺得拗口，卻又不知原因所在，某官員在出版之前特意請教了一位文史館員之類“民國大師”級文人。“大師”當然是懂得平仄的，但他對音韻不協的字既不提出，更不改動（當然改是不勝其改的，很費精力），隻是泛泛地說了一些讚揚的話，提了一兩點小意見。官員很受用，在序、跋裏感謝之餘，反複提到與大師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對大師深厚的學養稱頌有加。“大師”自然也有難處。所謂亦師亦友，說說而已，大師閱人多矣，心裏有分寸的。不過以後是不是會被人指為居心不良，故意讓東翁大人現眼，那就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