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鄧子德：每一名醫生都在走鋼絲
封麵故事
作者：李偉
河源
我與“非典”相遇，是在疫情“爆發”前一個多月，非常偶然。那天是2002年12月11日，星期三，我正好休息。我們醫院有一位醫生，她姐姐是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醫務科的科長，曾經在我們醫院進修，也是一名感染科的資深醫生。她通過妹妹找到我們，說有名病人在他們ICU搶救，肺部感染，病情很重，想看誰比較有空，能否去看一下。那天我正好在科裏，就去做了一次會診。
當時佛山一共有兩名病人在住院，一名就是村幹部龐佐堯，另一人是他的親戚。後來了解，他家還有兩三人在發燒，實際上一家5口都病了。龐佐堯是首發，發病時間是11月份，其他人則被他感染。
這兩名病人都上了呼吸機，情況很嚴重，但神誌還清醒，彌漫性的肺炎，肺部有大片的陰影，也就是醫生習慣性稱之為的“白肺”。患者發病快，發燒，咳嗽，很快呼吸困難。他們曾經按照重症肺炎進行治療，用了多種高級抗生素，但效果都不好。這確實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花了一個小時看完患者兩寸厚的病曆，提了幾點會診意見：考慮是呼吸係統病毒感染，抗生素效果不好，建議加用抗病毒的藥物；給患者用皮質激素，增加病人對重病的耐受性和減少肺部滲出。後來得知病人在佛山繼續治療十餘天後，慢慢脫離了危險逐漸康複。我以為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半個多月後，河源人民醫院發生了葉鈞強等醫務人員集體受感染事件，上報到廣東省衛生廳。2003年1月2日，省衛生廳派出專家組和省疾控中心進行現場調查。專家組成員三人，包括我和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長肖正倫、廣州軍區總醫院呼吸科主任黃文傑。組長是肖正倫教授。這樣的安排有一定的考慮。當時，河源的病人黃杏初、郭仕程分別住進了黃文傑、肖正倫所在的醫院，而我所在中山三院的感染科在省內實力很強，經常受托完成衛生廳的任務。
看完病人後，專家組連夜開會。這組病人已在深圳發病回到河源的黃杏初為首例，傳播鏈條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很不尋常。起初幾位臨床專家對病源體的意見並不統一。有的考慮是支原體肺炎，因為病人燒已經退了，肺部炎症還沒有消散。也有的懷疑是軍團病，因為之前曾經在中醫藥大學看過一批聚集發病的類似病人，診斷為軍團病。我考慮病人傳染性較強，認為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比較大，就像流感一樣。但是當晚的討論並沒有形成統一意見。
我心中有種說不清的預感，特意帶了數碼相機，給患病的醫護人員拍了照片，翻拍了他們的X光相片，還拍了醫院正門照，留做資料。那時我有一部諾基亞手機，可以打開Word文檔，出門前把整本的傳染病教科書複製了進去。在賓館和我同住的是省疾控中心負責流行病學的羅會明，我們就比照傳染病教科書逐條進行研究。但研究到天亮，也未和已知的傳染病匹配上。
第二天專家組必須完成調查報告上交衛生廳，於是我們終於在吃早餐時達成共識，總結出這組病人的四條共同特征：該病屬於急性肺炎；患者肺部有陰影；抗生素治療效果不好；病人白細胞不高，有一定傳染性。但這究竟是什麼病呢？後來肖教授就說，病毒也好，支原體也好，軍團病也好，都是屬於由非典型病原體引起的肺炎，是不明原因的。這便形成了“非典”最初的描述——“未明原因的非典型性肺炎”。當時是一個臨時的診斷。
對於流行病學的描述也有爭論。我提出，應該描述為“醫院感染爆發”，因為在流行病學的概念中，有散發、爆發、小流行、大流行等概念對應不同的疫情程度。當時已不能說是散發，但還達不到小流行和大流行……說爆發更準確。但是當地領導認為“爆發”這個詞太刺激，有所顧慮。河源當時已經開始恐慌，市民不僅搶醋、搶鹽，還開始搶藥。羅紅黴素和其他抗生素開始脫銷，甚至蔓延到周邊地區。所以這份調查報告中，並沒有進行詳細的流行病學描述，隻是提到“有一定的傳染性”。
中山
我們再次出發是2003年1月23日，中山市也出現了類似的病例，而且規模更大，共有20多名患者，包括醫生、護士、工友和家屬，患者分布在當地三家醫院。此時省委衛生廳已經將河源、中山兩地疫情聯係了起來，並上報國家疾控中心。我在路上想起了佛山龐佐堯的病例，就馬上聯係佛山醫生帶著病例一起來開會。於是，專家組與河源、佛山、中山的醫生組成了一個規模較大的調查組。同時國家疾控中心也派出調查組，在當天晚上趕到了中山。
因為河源的報告寫得比較簡單，所以在去之前衛生廳就希望我們把事情調查得比較清楚，所以這次去就有一個任務，寫一個詳細的調查報告，因為廳領導擔心將來別處或許會有類似情況，好有個參照。
中山這組病人的病情都比較重，大家一致認為是傳染病。當時在場的專家中，隻有我是真正搞傳染病專業醫生出身，其餘都是呼吸科和其他各科的醫生，所以大家讓我來做報告的執筆。因為有了河源的經驗，在討論會上，我列出了一個基本提綱，取得一致意見後再逐條討論：第一，考慮病人的主要診斷，有哪些症狀，哪些體征，哪些實驗室的檢查異常，大家都看過一些怎樣的病人，然後給出一個治療原則。第二，這個病有傳染性，預防、消毒以及隔離要怎麼做，也要給一些建議。
經過整晚的討論，彙集大家的意見後，我擬出了一份《關於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調查報告》。診斷意見比較統一，叫作“不明原因肺炎（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但是國家疾控中心的專家對此持保留意見，建議刪去括號中的內容。他們認為當時沒有分離出病毒，也就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是病毒感染。但廣東省衛生廳認為，這樣的判斷來源於臨床推斷，不同意刪去。於是調查組最終隻形成了省內報告，而不是國家與省的聯合報告。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對於治療原則有了具體的建議。考慮到病毒性的感染，可以適當用抗病毒的藥物；對嚴重的病人可以適量使用激素；隻有合並細菌感染的時候使用抗生素；重症病人出現呼吸困難需要人工輔助，無創、有創的呼吸機均可。後來廣東省的治療基本上也是沿用了這個方案，逐漸補充完善。
現在看來，這份報告盡管比較簡短，但在疫情初期還算比較詳細。治療方案也被證明有效，後來成為非典型性肺炎的診療核心內容。全國其他的治療方案，也與廣東方案類似，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完善，結構和核心內容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