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人對朱子學的推崇與研究
哲學研究
作者：樂愛國
摘 要：民國時期，在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背景下，一直有不少學者表現出對於作為儒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朱子學的推崇。他們或是認為朱子學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或把朱子學看作救世之良藥，或以為朱子學內涵現代科學精神。因此事實上，這一時期朱子學的研究並沒有停止，而是以一種現代的學術研究方式，在理論與現實的結合上，持續深入地進行著，並在極其艱難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
關鍵詞：民國時期；朱子學；朱熹；理學
中圖分類號：B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4）05-0004-06
民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①，對儒學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但是，在此背景下，卻有不少學者推崇作為儒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朱子學，並且以一種與傳統學術不同的現代研究方式持續而深入地進行朱子學研究，取得了諸多紮實而重要的學術成就。民國學人對於朱子學的推崇，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麵：第一，從學術層麵看，以為朱子學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第二，從社會價值看，以為朱子學為救世之良藥；第三，從現代性看，以為朱子學內涵現代科學精神。事實上，正是這三個方麵構成了民國學人對於朱子學研究的主要動機。
一、朱子學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
民國時期對於朱子學的研究，至少應當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所述“宋明理學時代”第九章“朱晦庵”對於朱熹倫理學思想的闡述。該章在最後的“結論”中指出：“宋之有晦庵，猶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也。”[1]在這裏，蔡元培將朱熹與孔子相提並論，並明確稱二者皆為“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他的這部著作在民國時期影響之大，其中對於朱子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肯定，也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事實上，民國時期的朱子學研究者大都稱朱子學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
1914年，湯用彤發表的《理學譫言》提出“闡王（王陽明）”、“進朱（朱熹）”，並指出：“紫陽之學，繼程周之後，致廣大盡精微，直可綜羅百代，……是以先生之學，受於前賢而集其大成，流於後世，振釀百世之文教。”[2]1923年，吳其昌發表《朱子傳經史略》，對朱熹的經學著作及其在後學中的傳授路徑作了敘述，並且指出：“集我國學術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於學無所不造其極，於吾國之國粹無論矣！”[3]1925年，趙蘭坪根據日本高瀨武次郎《支那哲學史》編譯而成的《中國哲學史》稱：“朱子不但為宋代學說之集大成者，實為中興儒教之人也。”[4]。1926年，江恒源的《中國先哲人性論》認為，朱子是宋學的代表人物，他的哲學是“集周、邵、張、程的大成”[5]。同年出版的李石岑《人生哲學》指出：“朱晦庵的哲學，可以說是集周、張、二程之大成。”“朱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好像康德在西洋哲學史上的地位一般。朱子是中國哲學之集大成者。”[6]394-4011927年，黃子通發表的《朱熹的哲學》指出：“朱熹在中國哲學史上是數一數二的。在有宋一代，他是一個集大成的人。”[7]1929年，鍾泰的《中國哲學史》指出：“集宋儒道學之大成者，朱子也。”[8]同年出版的賈豐臻《宋學》說：“晦庵可為宋代哲學的大成者。”[9]1930年，常乃惪的《中國思想小史》以“理學的大成和獨占”為題闡述朱熹理學，並且認為，朱熹最大的功績“不在他對於思想內容的建樹，而在他的綜合工作，他是理學的集大成者”[10]122-123。1931年，呂思勉的《理學綱要》也說：“朱子非宋學之創造家，而宋學之集成者也。”[11]同年，陳鍾凡發表的《兩宋思想述評（七）十二章“朱熹之綜合學說”》指出：“朱熹學說之特色，在網羅古今，融會貫通，自成係統。……括囊大典，承先啟後，集近代思想之大成者也。”[12]1932年，馮友蘭發表《朱熹哲學》，開宗明義便是：“朱子之形上學，係以周濂溪之《太極圖說》為骨幹，而以康節所講之數，橫渠所說之氣，及程氏弟兄所說形上、形下及理氣之分融合之；故朱子之學，可謂集其以前理學家之大成也。”[13]這一說法後來融入了1934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1937年，範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認為，朱熹“是一個集自來學問的大成的學問家，也是一個承先啟後的思想家”[14]。1941年，蔣伯潛、蔣祖怡的《諸子與理學》指出：“朱子不但為閩學之宗，實集宋代理學之大成。”[15]1947年，錢穆發表的《朱子學術述評》認為，朱子的最大貢獻，“不在其自己創辟，而在能把他理想中的儒學傳統，上自五經四書，下及宋代周、張、二程，完全融成一氣，互相發明”，“集孔子以下儒學之大成”，並且還指出：“以整個中國學術史觀之，若謂孔子乃上古之集大成者，則朱子乃中古之集大成者。”[16]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時期稱朱子學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不僅限於推崇朱子學的學者，即使是那些對朱子學持批判立場的研究者，也有不少認同這一說法。1935年，李石岑②的《中國哲學十講》第八講“什麼是理學”有“晦庵思想的批判”一節，其中說道：“晦庵的思想是融合儒、道、釋三家思想而成的，又為周、張、二程諸人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中國思想界確實是個有數的人物。”[17]後來，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九編第二章“地主階級內部的分化和朱陸兩學派的對立”，在批判朱熹學說的同時，認為朱熹“可算是中國封建時代第一個偉大的哲學家”[18]405。趙紀彬的《中國哲學史綱要》第四篇第十四章“作為宋學集大成的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及朱陸對立的階級與哲學意義”，既認為朱熹是“南宋商工業階級的思想家”[19]425，又認為朱熹的思想為宋學集大成。
二、朱子學為救國治世之良藥
民國初期，為挽救民族危亡，救國思潮盛行，實業救國、教育救國以及科學救國成為重要的社會思潮。於是，學者們反對空談心性，甚至有些學者排斥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潮，將理學與科學對立起來。對此，湯用彤於1914年發表的《理學譫言》就明確提出：“理學者，中國之良藥也，中國之針砭也，中國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把宋明理學看作是治國之良藥，予以大力推崇。
在《理學譫言》中，湯用彤推崇理學，尤重朱熹、王陽明，認為朱、王為理學中之巨子，因此，既要“闡王”，又要“進朱”。湯用彤還說：“欲求實學，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國，舍朱王何以哉！”然而，就朱、王而言，《理學譫言》更為推崇朱子學，不僅講朱子學“受於前賢而集其大成”，而且認為“朱子之學，理學中之最細密者”，“為最完全最安全之學術”。同時，就當時社會時勢而言，該文認為，朱熹窮理之說要比陽明良知之說更近於社會現實，還說：“行陽明之學，不如行朱子之學為安也，非必朱子之勝如陽明也，時勢則然也。”又說：“今日之救藥在乎收放心，不能用陽明之精微，莫若行朱子之深切。”這就把朱子學視為救世之良藥。該文還明確指出：“欲救吾國精神上之弱，吾願乞靈於朱子之學。”還說：“治朱子窮理之學者，後日成功之張本也。”[2]
1930年，唐文治所撰《紫陽學術發微》是民國時期最為重要的朱子學研究著作之一。該書“自序”在論及朱熹與陳亮之爭時指出：“龍川（陳亮）天資豪邁，朱子深加器重，力斥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引而進之於道。而龍川始終跅弛於歧途，且痛詆朱子，以為空談性命，學無實用，不知南宋時若無朱子，則秦檜之徒，將接跡於天下，而如文文山（文天祥）、謝疊山（謝枋得）、陸秀夫、張世傑諸賢，又烏能聞風興起，造就其爭光日月之節哉！”[20]自序朱熹曾駁斥陳亮的“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而陳亮反以為朱熹空談性命，唐文治則為朱熹辯護，認為是朱子之學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氣節的抗敵英雄。該書還明確指出：“國家之興替，係乎理學之盛衰。理學盛則國運昌，理學衰則國祚滅。人心世道恒與之為轉移。”[20]244認為朱熹理學改變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學之盛衰關乎國家之興替。
1936年，唐文治撰《朱子學術精神論》，把朱熹的講學精神歸結為“孝”、“仁”，而且還進一步指出：“朱子一生出處精神，惟以氣節為重。讀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諸篇，浩然正大之氣，溢於楮墨之表。嗚呼！盛矣！厥後文文山先生廷對策問，謂政治之本在於帝王不息之心，其說實本於朱子《戊申封事》。而謝疉山、陸秀夫諸賢接踵而起，豈非講學之精神有以致此！然則宋末氣節之盛，實皆朱子提倡之功，有以激厲之也。而餘向所深佩者，尤在攘夷狄、複疆土兩事。特節錄於左，以興起吾人愛國之精神。”[21]在唐文治看來，朱熹主張“攘夷狄”、“複疆土”，表現出浩然正大之氣節，而這種氣節不僅影響宋末，而且可以振奮民國時期人們的愛國精神。與此同時，該文還對陳亮詆毀朱子學為無用之學提出批評，指出：“朱子平生專以複仇為要旨。雖然，欲複仇當明戰略，而講戰略首在自強。朱子之言修攘也，謂必敬以直內，而後能內修政事；必義以方外，而後能外攘夷狄。豈迂言哉？……而維時陳同甫（陳亮）之徒，乃詆道學為無用，謬哉！謬哉！”該文最後還說：“餘嚐謂：居今之世，欲複吾國重心，欲闡吾國文化，欲振吾國固有道德，必自尊孔讀經始。而尊孔讀經，必自崇尚朱學始。”[21]由此可見，唐文治推崇並研究朱子學，既有學術上的考量，也有希望通過提倡朱熹之學而達到“善國性、救人心”之目的，實現理學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