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國與西方城市文化對中、西小說創作觀念的不同影響
文化語言
作者：秦皓
【摘 要】處於城市文化特征中的作家或者作家群體，其創作觀或多或少會受到這種城市文化的影響，因為時代和地域的不同，這種影響也會顯得不同。近代以後中國與西方城市文化對中、西方小說創作觀念的不同影響：政治色彩濃鬱與淡化，生存問題與利益思考，內容風格等的保守與開放。
【關鍵詞】城市文化；政治；生存；利益；內容；風格
城市，是建築上的龐然大物與金錢崇拜的具體體現，是官僚機器的權力或者金錢的社會壓力的地圖[1]，是一種不同於鄉村的生存聚集地，因此也形成了與鄉村不同的文化特征。所謂的城市文化，是指城市主人在城市長期的發展中培育形成的獨具特色的共同思想、價值觀念、基本信念、城市精神、行為規範等精神財富的總和。處於城市文化特征中的作家或者作家群體，其創作觀念或多或少會受到這種城市文化的影響，因為時代和地域的不同，這種影響也會顯得不同。
東西方國家由於地理、氣候、戰爭等原因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文化，使東西方作家的創作觀念也會有所不同，當然，這裏要講的東方國家是指我們中國（中國的城市太多，在這裏隻是講整個中國城市文化對作家的影響中的共性），而作家的創作也隻是討論小說這一類別。小說與城市有著特殊的關係：一方麵城市對小說的產生和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麵，小說所描寫的大量生動的城市圖景，又是城市生活形象化的反映[2]。本文試說明近代以後中國與西方城市文化對中、西方小說創作觀念的不同影響。
一、政治色彩：濃鬱與淡化
中國的城市很多，但對作家小說創作造成影響的，多是曾經的政治或者經濟聚集地。如京派小說中心北京，海派小說中心上海、陝西作家群所處的陝西中的西安、市井小說較多的武漢等，這些大城市都曾在政治或經濟上發達過。
這些政治城市往往使作家在小說中更多地關心時事，比如魯迅，巴金，茅盾等現代作家，他們會或多或少在自己的某些小說中融入當時的學生運動，政治局勢等。隨著這些城市在政治上的宣傳作用，很多作家在小說創作中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形成一種主旋律。如羅廣斌和楊益言創作的《紅岩》，這部描寫重慶解放前夕殘酷的地下鬥爭的長篇小說就帶有典型的政治色彩，江姐、許雲峰等一係列人物都塑造成了威武不屈的革命黨形象；柳青的《創業史》，曲波的《林海雪源》以及文革時期的小說都有這種特征。
當代小說中，政治色彩依然大量存在。當代作家王躍文的《國畫》、閻真的《滄浪之水》、麥家的《暗算》等，其實都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而這種傾向其實與城市長期的政治作用是分不開的。
西方卻並非如此。不可否認，無論哪個國家的哪個作家，他的作品或多或少總會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西方小說中的政治色彩卻並非中國這樣濃厚。以美國為例，美國隻兩百多年的曆史，政治色彩在它的城市文化中並不是很豐富，哪怕是在政局形勢危急的城市，在反映其的小說中也很難看出有強的政治色彩。我們可以拿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和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為例。《飄》中斯佳麗在佐治亞州不關心男人們所談的政治，在亞特蘭大挺過南北戰爭帶來的痛苦，小說側麵反映了戰爭帶來的痛苦，但主線是斯佳麗和白瑞德的愛情故事；《湯姆叔叔的小屋》寫的是黑奴在奴隸主殘酷壓迫下的悲慘命運——無論是米切爾還是斯陀夫人，她們在小說中反映了政治背景，但卻並未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政黨一方。
東西方國家之所以有這種區別，和城市的形成及宗教有一定的聯係。中國的城市成因，與一個地區的土地肥沃、水源、軍事地勢等有很大關係；西方城市的成因，當然也會有這些因素，但與中國所不同的是，信仰及宗教能夠形成城市（一個地方可以由於傳教的人多而聚焦越來越多的人，從而形成城市）。在西方，城市文明曾經經曆了從上帝——否定現世——重商逐利到精神救贖的過程[3]，這使得西方小說重宗教而非政治，重精神而非物質。
二、生存問題與利益思考
中國是世界上封建時期最長的國家，由於長期的戰爭和天災，中國人民長期麵臨著兩個問題：生存和權利的壓迫。這兩個問題使得中國作家在進行小說創作時，經常將其作為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