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碩
社區居委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開證明已經成為一些社區居委會不能承受之重。如今他們開具的證明不但種類越來越多，而且很多證明並非應由社區開具，一些職能部門和單位為了推卸責任，把證明環節轉嫁到社區，社區事務因此大增。這一現象亟待引起關注。
社區成了證明“大本營”
記者在天津、吉林等地基層社區走訪時發現，居委會要為居民開具的證明種類可以用“五花八門”來形容。有社區幹部告訴記者，現在社區開具的證明可以分為婚育狀況類、關係證明類、身份戶籍類、情況證明類、生活水平類等等。
僅經常要開的證明就包括流動人口證明、無收入證明、貧困證明等60多項，這還不包括一些單位隨時指示社區開具的臨時種類證明，如身份證信息錯誤證明、保險投保人是否是意外受傷等證明。
長春市一位社區負責人告訴記者，如今社區成了名副其實的證明“大本營”，在社區的日常工作中，開證明已經成為一項重要工作，她曾經在一天內開出了8種不同類型的證明。
據這位負責人介紹，除了婚育狀況、收入等常見的證明種類外，一些居民前來社區開具的證明讓人哭笑不得，例如有居民不小心把錢忘在口袋裏被洗破了，出現殘缺，無法辨認和使用，到銀行兌換，銀行居然要求社區出具證明，證明錢是被洗壞的。
各種奇葩證明層出不窮。記者了解到，如同證明“你媽是你媽”，曾經有一位居民在辦理事務時被要求證明“我就是我”。他在街道辦事處辦理獨生子女證時，帶了身份證、戶口簿、醫保卡和以前的獨生子女證，但辦事人員依然說不能證明他是他自己，必須要社區開個證明。
“開個證明可以，但是證明背後的責任我們怕擔不起。”天津市南開區一位社區主任說，需要社區開的證明多而濫，社區公章被迫變為“萬能章”，其實社區難以承擔這些證明的責任。
居委會是居民自治組織，無執法權，居民也沒有報告的義務，而且居委會往往人手有限，對居民收入多少、買過幾套房子、婚否、親屬關係等往往很難準確掌握，也很難證明。
權力任性催生社區“受氣筒”
記者采訪了解到，社區之所以成證明“大本營”，與一些職能部門不願擔責、轉嫁風險等密切相關。在這種情況下，社區成為“擋箭牌”和“受氣筒”，也容易滋生腐敗。
例如某地交警部門曾下發文件，要求特殊駕駛員的資料由社區掌握管理，但對於社區來說根本不現實，社區沒有能力對這類事務進行管理和證明。還有一些保險公司在進行理賠時，關於投保人和受益人的關係、受傷情況等很多事項都推給社區來證明，保險公司本身不進行實地調查。
社區有時候不得不承接開具這些證明的工作，原因之一也在於社區沒有底氣說“不”。記者了解到，目前還找不到一份明確的規章說社區什麼樣的證明可以開、什麼不能開，責任清單並不明確。“上頭的哪個部門我們都得罪不起啊。”一位社區幹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