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經》：中國成文法典的濫觴
新視點
作者：何勤華
中國古代以刑法為主的法典
中國古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為核心。自《法經》之後，有商鞅在秦國製定的法律，有漢初蕭何製定的《九章律》，有魏晉南北朝的魏《新律》、晉《泰始律》、北魏的《正始律》、北齊的《北齊律》等，隋的《開皇律》和唐的《永徽律》，以及對《永徽律》作疏議後頒布的《唐律疏議》（到目前，保存下來的隻有唐律，之前的法典都已經佚失。但根據史籍的記載，我們對這些法典的大體內容還是有所了解），這些法典與《法經》一脈相承，均以刑法為主。宋代的《宋刑統》因襲唐律，其篇章結構大同小異。明代法典《大明律》的體係有所變化（《大清律》因襲了《大明律》），將唐律的十二篇（名例、衛禁、職製、戶婚、廄庫、擅興、賊盜、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改為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但以刑法為主的特色仍然沒有改變。當然，這麼說，並不否定中國古代同時也存在著調整民商事法律關係的規範，但這些規範或者被包含在“禮”之中，或者蘊含於刑事法律規範之功能之中（以刑事法律手段處理民商事法律關係），或者體現在風俗習慣乃至天理人情之中，而不是明文規定在法典之中。
《法經》是公元前五世紀末由魏國相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編撰，一般被認為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比較係統的私家法學著作，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成文法典。《法經》本身已經亡佚，我們隻能根據其他古籍的零星記載，知道一點關於它的情況。
根據現有文獻，最早提到李悝著《法經》的史料是三國時期陳群、劉邵等人撰寫的由《晉書·刑法誌》記錄下來的《魏律·序》，其中有這樣的話：“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但這裏講的是“秦《法經》”，故含義並不清楚。接下來《晉書·刑法誌》在追述曹魏之法時，才說得比較明確，即李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當是《囚》之誤）《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製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製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隨後，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法典《唐律疏議》也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述：“周衰刑重，戰國異製，魏文侯師於裏（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為律。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興、廄三篇，謂九章之律。”唐代法律文獻彙編《唐六典》注也有類似的論述。
至明末，董說編著了一部《七國考》，其中《魏刑法》引有桓譚《新論》中關於《法經》的一段論述，則對此作了更加詳細的闡述。自此以後，戰國時期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並經商鞅、蕭何等手傳至後世，便成為一個定論。
《法經》編撰之後，為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公元前397年繼位）采用，成為一部成文法典。由於《法經》具有法學著作和法典兩重身份，因此，它不僅對中國古代成文法的發展，而且也對中國古代法學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首先，《法經》所確定的體係，對中國古代刑法的形成和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依據《周禮·秋官司寇》記載，西周初期刑法的體係是：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尚書·呂刑》所確定的刑法體係和此大體相同。而李悝所著《法經》完全摒棄上述以刑種為基礎的刑法體係，將《法經》分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六篇。這是以罪名建立刑法體係，並將盜、賊、囚、捕、雜五章中有關共同的適用刑罰的原則集中在“具法”中加以規定。這一刑法體係，不僅為當時的魏武侯所承認，而且通過商鞅傳入秦國，成為秦國刑事立法的藍本。漢興以後，又經由蕭何之手，成為九章律的基礎。然後，經過曹魏、晉、隋等，直接影響到了唐律的製定和《永徽律疏》的編撰。因此，《法經》不僅是中國成文法典的濫觴，也是中國封建刑法體係的基礎。
其次，李悝在《法經》中創設的刑法原則，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則。根據《晉書·刑法誌》、《唐律疏議》以及董說《七國考》的記載，《法經》中確立的刑法原則主要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重刑刑輕罪”。李悝提出的這三條原則，隨即就為商鞅、韓非等人所接受，並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種更為係統、更為完整的學說，經曆代統治階級的認可、倡導，後來成為中國古代法學的一條重要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