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麵故事
作者：郭廣昌
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在到複旦求學之前，從未坐過火車，從東陽到上海的感覺不亞於中國人初到美國。
我的家鄉是浙江東陽，東陽當時很窮，但卻以“教授市”而聞名。我在東陽中學讀書時，也同樣被東陽刻苦求學的“梅幹菜精神”所激勵。那時，住校和大多數的同學一樣，每周帶到學校的夥食是一袋白米和一罐梅幹菜，媽媽是盡了最大的可能，在菜裏多加些豬油，所以，每頓吃著鋪著梅幹菜的熱氣騰騰的飯時，我的心裏就已經很知足了。
1985年前後，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全新的思想觀念影響到了東陽，我也以中學生特有的幼稚和熱情，開始了自己的思考。那時，讀了較多魯迅先生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魯迅先生的這一段話，魯迅先生說：“光有良好的體魄，沒有健全的頭腦，這也是民族的悲哀。”我深深地被那種要啟發國民思想的熱情所激勵，當時，我認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放國民思想的問題，所以那時，在填報大學誌願的時候，我將複旦哲學係作為了自己的第一選擇。
進入校門的第一天，學長們迎接我們新生的歡迎詞，居然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當時這句話，遠遠比國政係的“歡迎未來的政治活動家”等等更讓我心潮澎湃，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那種要成為“失敗的英雄”的悲壯情緒中，想的是如何去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啟蒙任務。所以，在當時複旦校園裏，穿著舊軍裝，三五成群在大談如何超越馬克思的人之中就有一個是我，這也是當時的複旦一景。
那種青年人特有的熱情與執著，現在每每想來，自己也很為之感動。這也始終是我個性的真實，這種理想主義也是複星人創業的初衷和底蘊，隻是我們現在更懂得用理智和成熟的方式去實現這種理想。我一直說，如果沒有教育，那麼現在從浙江東陽來滬打工的人群中，肯定有一人叫“郭廣昌”。複旦老師的博學才華，複旦校園的寬容精神，逐漸引導我從徒有熱情走向成熟。
從求學到團委任職的七年裏，有幾件事一直影響著我走到今天。
1987年暑期，我一個人騎一輛舊單車，兜裏僅帶著200塊錢，去了北京，最後到了長城，完成了“不到長城非好漢”的目標，自己也親身體驗到了長城再遠，隻要走出第一步，哪怕隻有一輛破車，也能到達。1988年暑期，我和11位同行者，又騎著拉讚助得來的單車，組織了一次“黃金海岸”6000裏考察，到了海南。
一北一南的兩次出行，對我有了極大的觸動。直接與社會最底層人們的接觸，親眼目睹了南北各城市的狀況，我更貼近了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經過這兩次可以說是生存鍛煉的出行，也增強了對自己的信心。
途經的種種，引起了我對古人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知識分子價值觀的思考。中國古人曆來推崇“官本位”的思想，所謂“學而優則仕”，讀書考狀元，進京做官，是一條光明大道，其實現在還有一脈相承的體現，級別劃分總以處級、局級作類比，教授有相當處級、局級，和尚也分處級、局級。總之，從政為官是知識分子的目標理想。而且，當時社會的生活主體是以家庭為單位，經濟主體也是以家庭為單位，所以，從“齊家 ”，可以直接走向“治國·平天下”。
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又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經過幾年的哲學學習，也非常讚同這一理論。中國的實際國情也要求我們堅持這樣的理論基礎。曆經了百年的動蕩，國家更需經濟建設，空有一腔熱情，隻能振臂高喊，而不能有具體作為，尤其是對經濟建設的具體作為，富民強國將永遠隻是一個夢想。做官從政並不是知識分子“治國”的唯一出路，社會需要堅實的中產階層，需要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和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工作者，他們是承擔經濟建設的主體，是創造社會資源的主體，也是社會穩定的根本。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先富起來的是一批個體戶，所以當時社會很盛行“原子彈不如茶葉蛋”、“手術刀不如剃頭刀”等說法。但是，他們所形成的經濟主體，恰恰是單薄的，是缺乏持續增長性的。隻有知識分子成為經濟主體，社會經濟秩序才會更理性，社會才會更穩定、更良性地發展。
出於這樣的思考和對自己個性的判斷，我認定自己也必將走從商這一條道路。
在團委工作的時間裏，我也特別關注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通過組織社會調研、社會實踐，體驗了具體的經濟活動，積累了工作經驗，也結識了很多經濟領域的朋友。1992年小平南巡之後，改革開放進入了又一個高潮，國家的各項政策也進一步鼓勵了各種經濟實體的產生。年底，我把準備用於出國的美金，換成了人民幣(當時還小賺了一筆)，毅然和幾位誌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開始了真正的“下海”曆程，全身心地投入了經濟的大潮中。同時，我和我的同仁們也一致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的目標，複星的理想與追求就是圍繞“修身·齊家·立業·助天下”這個目標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