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憂鬱的天空和大地
短篇小說
作者：陳峻 柴薪
華崗是個不能輕易觸碰的名字。因為要提及華崗就要麵對曆史，而麵對曆史是需要勇氣的，其實並非所有的曆史都是燦爛的。華崗這個比金子還要沉重還要燦爛的名字，整整二十五年被鎖在陰霾濃霧裏不見天日，二十五年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說是一個可怕的數字，但這是一個真實的數字，真實往往顯得殘酷，但人們不能不麵對真實。當我們再一次掀開一頁頁泛黃的曆史的時候，心就無法平靜。今天人們也許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我們昨天曾經的真實，許多事情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然而，我們就是從那真實裏走過來的。
從大山走向世界
1903年6月9日，華崗出生在浙江龍遊縣的溪口鎮廟下村。
凡是叫溪口的地方，大多是山清水秀的，龍遊的溪口亦然，以當地的一句世代相襲的俗語為證：東遊西遊不如龍遊，東走西走不如溪口，可見龍遊人溪口人是相當自豪的。溪口境內有南山北山兩列山脈。仙霞嶺餘脈聳峙於南，浙東丘陵蜿蜒於北，地形起伏如遊龍之姿，遂昌溪和廟下溪在此彙合。當年，這裏水上帆船林立，岸上有一條大道通龍遊縣城，溫州到衢州的官道也由此經過。溪口當年盛產屏紙和竹筍。這一帶造屏紙的紙槽有300多條（家），擁有槽工數千人，居全省第一。各槽戶所造的紙，由腳夫挑到溪口上船，外銷滬杭。滬杭一帶的南北洋貨，日用雜品也在溪口集散，商旅往來不絕，故有“小上海”之稱。
華崗兄妹5人，他排行第二。父親華三銘，為人耿直；母親巫氏，樸實善良；華崗出生時是母親自己接生的。兒提時，每當父母出門幹農活，母親總在一隻大木盆裏注滿清水，放些木片、紙船，讓孩子們玩。看著木盆裏的紙船在水裏蕩漾以及紙船下水中那一片蔚藍的天空，少年華崗常常想，外麵的天空會是什麼樣的呢？外麵的世界又是什麼樣的呢？那裏的人們在想什麼？做些什麼呢？
父親雖是山裏人，卻很有主見。他覺得一個人，特別是一個男人，如果不讀點書就不會有多大的出息。因此盡管生活結據，他還是想盡辦法讓華崗能讀書識字。1914年，11歲的華崗入溪口鎮的完全小學（前身是“金蘭書院”，現為溪口中學）讀書，學校地處鎮中心，往來商旅帶來了各種信息，新的文化思想也得以傳播。華崗從廟下到溪口讀書，看起來隻走出兩三公裏路，但實際上是向近代中國社會跨進了一大步。在完小讀書，少年華崗的成績始終名列第一，他的作文還受到老師的稱讚並獲得“清順無疵，識解超群”的評語。
1920年，華崗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省立衢州第八師範。衢州位於浙江省的西部，錢塘江上遊，東鄰江西，北接安徽，南鄰福建，自古就有“四省通衢”之美譽。衢江悠悠，從這個城市的西邊流過。衢州又是“南宗聖地”。“孔氏南宗家廟”就落在衢州的新橋街上，距離“八師”不過一箭之地。
“八師”位於衢州鍾樓旁邊，一排灰白色的樓房，校門上懸掛著一塊匾額，上書“敦品勵學”四字，十分醒目。大門進去是一片開闊地，再往裏走，是一進一進的院落，真有“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景象。還有一些西式洋房、樓房和禮堂等。華崗生長在鄉下，如今來到衢州府城，一切對他是那麼新鮮新奇。“八師”有很好的學風，學校管理非常嚴格，管學習的有學監，管宿舍的有舍監，吃飯統一在食堂一起用餐。除星期天外，平時一律不準外出。晨鍾暮鼓，每天鍾樓的鍾聲伴隨著華崗新的一天的開始。
在“八師”嚴謹的教學氛圍中，華崗對曆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甚至入迷。這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也沿著波濤洶湧的錢塘江逆流而上，到達衢江，傳入“八師”。一些進步書刊，像《獨秀文存》、《吳虞文錄》、《新青年》、《東方雜誌》、《浙江潮》，更對華崗起到了極大的啟蒙作用。
但“衢州八師”雖然學風嚴峻，卻是一所十分守舊的學校，所以兩年之後，華崗，改名華少峰，經人推介（一說是因參加學生民主鬥爭被學校開除）轉入了寧波四中就讀。
當時的寧波，是浙江革命思想最為活躍的地區。寧波四中校長經亨頤，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學貫中西，開明儒雅，倡導“自動、自治、自律”，注重個性發展。他還請知名人士來“四中”演講，先後就有胡漢民、戴季陶、吳稚暉、惲代英、楊賢江、陳望道等人，這種新的教育思想、辦學方法和校園自由清新的空氣令華崗的心情十分舒暢。
此時，中國共產黨在寧波已經成立了特委，思想的火花在“四中”上空激烈碰撞，閃爍著耀眼的光芒。華崗常為那些針砭時弊，抨擊腐敗，憂國憂民的言論而熱血沸騰，很快成為進步學生中的骨幹分子。
但由於年輕單純，容易衝動。華崗有時也把革命救國看得很簡單，很有一種年輕人“想幹就幹”的偏激和草率，甚至有一段時間，華崗竟一度還與惲代英有過激烈的辯論。為此，惲代英專門為“答華少峰、若蘭兩君”，寫了《學生政治運動與入黨問題的討論》一文。經過惲代英的教育、幫助、指點，華崗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擔任青年團寧波地委宣傳部長。正如華崗後來回憶說，他“接受革命思想和從事革命和寫作受惲代英的影響很大”。
在寧波“四中”期間，華崗和同學們創辦了“火曜社”，出版了《火曜》周刊。提出“我們要說我們想說的話”，其所發表的文章都激烈激昂、火藥味十足，連署名也是火辣辣的。像：火星、朱同、赤楓等等。而當有人問校長經亨頤：“人家說你赤化學生。”經亨頤的回答是：“他們確實是思想新，都是好學生，將來是大有作為的。”
1925年初，經亨頤因病辭職。8月，“四中”的進步力量因失去經亨頤的支持無法立足，出刊了15期的《火曜》被迫停刊。於是黨組織決定將重要的進步學生分批轉移各地。汪子望等人去了武漢，裘古懷等人去了廣州，考進黃埔軍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李憲仲等人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陳鴻到上海搞青工工作，華崗則被分配到南京任共青團南京地委書記，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應當說，寧波四中是華崗人生的轉折點，也是他走上職業革命家的起點。1925年9月，華崗在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曆任青年團滬西區委書記，青年團江浙聯合省委宣傳部長，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順直（河北）省委書記。1928年5月，華崗赴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回國後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兼《列寧青年》主編。1929年起又先後擔任過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組織局宣傳部和華北巡視員。
在整個大革命失敗前後的一段時間裏，華崗始終沒有離開過青年團的領導崗位。他為人謙和，豁達幽默，是一個天才的革命活動家和組織者，據有關史料查證，在工作中，隻要接到上級的指示，華崗就背起行囊立即出發，在車上睡覺，在車上吃飯，在車上看書，在車上寫文章，在車上思考今後的工作，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內專門從事青年工作的一位重要幹部。1983年4月，陸定一在一次征集黨史資料的座談會上講到華崗的這一段革命活動時說：“從1925年我就同他一起在青年團裏工作，他當時是上海青年團幹部中‘四大金剛’之一，他很有學問。”
華崗與中國《大革命史》
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華崗主要從事的是繁忙的群眾工作，但這卻也夯實了華崗學者的地位。
1927年大革命失敗，多少共產黨人倒在了血泊中；麵對嚴峻的形勢，有些人動搖了，有些人消極悲觀，有些人盲目抗爭。但此時的華崗卻開始反思，開始思考，開始研究大革命的經驗得失。他收集資料，幾經挫折，嘔心瀝血寫下了30萬字的中國《大革命史》。
可以這麼說，直到如今，這部中國《大革命史》，仍是論述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曆史的唯一專著。作為大革命的親身經曆者，華崗的這部著作展現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書中留下了許多和他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的名字和音容笑貌：汪子望、李憲仲、陳鴻、趙濟猛、卓愷澤、曹壯父、張秋人、徐瑋、羅亦農、惲代英、吳芳……這一串串閃光的名字，這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從而成為當代人寫當代史、革命家寫革命史的範例。而當華崗開始收集資料、並準備撰寫這部“史書”時，正值廣州暴動失敗不久，那時華崗才二十出頭，這就足見其遠見卓識，亦足見其非凡才能。
華崗夫人談濱若回憶說：“當時20多歲的華崗寫出《大革命史》，立即在黨內和社會上廣泛流傳。許多人，比如林默涵、許滌新等就是看了這部書走上革命道路的。”趙儷生先生則回憶說：1936年在清華大學時，地下黨組織曾給我們十幾個進步學生發了兩本理論學習著作，作為入黨學習材料，其中一本就是華崗的《大革命史》，從那時起我就很崇拜華崗。
華崗從收集資料到完成初稿，曆時一年。在那一段時間內，他利用一切機會收集各種史料，一有工作的間隙，就著手整理成稿。平日，一聽到有誰曾經參加過大革命，他就一定要想盡辦法找到這個人，仔細詢問，一邊聽，一邊記，完了，他還要讀給這個當事人聽聽，有哪裏記得不全，有哪裏記得不正確，每字每句敲落實了，他才放心地離開，並且對那位提供資料的同誌謝了又謝。
夜深了，白天喧囂的上海陷入寂靜，連黃浦江都進入了渾沌的夢鄉，但華崗閣樓卻依然燈光明亮，“今日事今日畢”，華崗總在熬夜疾書，將不能忘卻的革命往事，一筆一畫，整理成文。
1928年5月，華崗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將資料和文稿寄存在一位同誌家中，臨走時，他一再叮囑：“小心點，好好保存，我開會回來，一定來取，多謝了，多謝了。”出門時，他還深深地向那位同誌鞠了一個躬。但誰料及至半年後回國，因上海社會動蕩，戰事頻繁，那位同誌已不知去向，他苦心孤詣收集的材料和文稿已全部喪失。當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華崗心痛得直跺腳，多少個日夜的心血，頃刻化為烏有。但他卻咬咬牙，從頭再來，從頭再來！硬是靠記憶和毅力，又一個字一個字地重寫中國《大革命史》，並在魯迅先生的直接幫助下，於1932年7月由上海春耕書局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