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照亮生活——對話徐貴祥
對話名家
作者：董海霞
對話時間：2012年10月
對話人及對話整理：董海霞
一、戰爭經曆對作家非常重要
董海霞：請問徐老師什麼時候開始進行文學創作的？
徐貴祥：在我剛開始懂事的時候，就聽民間故事，其實創作從那時候就開始了，也可以說那個階段是創作的準備階段。小時候我還看了很多連環畫，看《三國演義》，讀到關公的章節，就把自己想象成關公。看《紅樓夢》，書裏出現了賈寶玉，我就把自己想象成賈寶玉，每本書中都有自己喜歡的人物，在讀書的過程中會不知不覺地愛上這些人物，這些應該算是文學準備階段。
董海霞：是什麼機緣讓您拿起了筆？
徐貴祥：真正拿起筆來寫作是1979年從前線回來後，有個宣傳幹事寫了一篇特寫《鐵鞋踏破千重山》，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其中還寫到了自己，這篇特寫寫的是發生在前線炮兵指揮所的一個小片段，共寫到了3個人，寫自己的那部分文字最少，隻有短短幾句話，我就覺得挺遺憾的，就想他怎麼不多寫點兒呢！後來就想周圍有很多英雄故事，自己也親曆了前線，為什麼不能自己寫呢？於是就拿起筆來開始寫。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寫新聞報道了，可進行文學創作不要說經驗，就是最基礎的基本要求、理論知識都不懂，不過，我寫作的熱情很高漲，散文、詩歌、小說都寫，工作效率也很高，寫完了就直接投到報社或《解放軍文藝》雜誌社去，當然都石沉大海了。後來，單位出了個戰鬥英雄，組織上把我調到軍部去，給他寫報告文學，每天的任務就是寫稿子，那段日子，做夢都想下一個情節應該怎麼安排。一年後，出了本書，也就是軍區各條戰線先進人物的書集。出版社打電話讓我去領書，一路上那個高興勁兒就不用說了，心裏就想自己寫的東西終於變成鉛字了，還印在了書上。可是當領到書我翻了一遍又一遍，偏偏沒有自己寫的那篇文章，心裏那個委屈就別提了。多虧有個好指導員，他說沒印上不是你的問題，是他們的問題，書我看了，他們寫的都還沒你寫的好呢，你還是回連隊來繼續當班長吧！連隊的兄弟需要你。指導員的話給了我很大安慰，我又回到連隊，還是繼續利用業餘時間進行創作。第二次參加自衛反擊戰時，在戰鬥間隙，我還在昏暗、潮濕的營房裏堅持寫作，當時的情況是生死未卜，戰爭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一邊寫我就有一種很悲壯的感覺。因為在前線，誰都不知道下一分鍾會發生什麼。直到1985年，第二次參戰歸來，在眾多信件中發現《小說林》雜誌刊登了我的中篇處女作《征服》，我受到了很大鼓舞，從此就寫得更加勤奮了。
董海霞：您算是由此發現了自己有當作家的天賦嗎？
徐貴祥：很多人都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當作家需要不需要天賦？我的回答是，需要。這個天賦不是天生的，不是那種超人的力量，這個天賦就是興趣。我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受教育是在“文革”期間，那時候文學是一個很神聖的東西，作家是很了不起的職業。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我們這一代人，凡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多數人在童年都有過文學的夢想，都曾經想象過長大了要當作家。當然後來很多人淡化了這個夢想，去幹別的去了，因為都當作家不可能。我也是，當兵之後差不多把這個童年的夢想忘掉了，在我的新兵時期，最大的理想就是當一個班長，然後當一名排長。我是1978年底參軍的，很快就到廣西前線參戰，出境第三天就立了個三等功。我們連隊打幾次惡仗，表現不凡，中央軍委授予炮兵英雄連的稱號，還有一個戰鬥英雄叫王聚華。各級都有報道組，我參加的報道組級別最低，是營報道組。這下我發財了，英雄連隊事跡多，我馬不停蹄晝夜加班，一個星期寫幾十篇報道。雖然創作成績一般，一路坎坷，卻把我的胃口吊起來了。有人勸我，說你這麼五大三粗的，一身匪氣，當什麼作家，當生產隊長還差不多，還不如考軍校當排長。我何嚐不想考軍校？但是我數理化底子差，沒有退路了，我隻能賭。後來我被部隊作為確有特長的骨幹推薦上去了。到了軍區炮兵教導大隊，情況發生了變化，一則是提幹有希望了，二者成熟一些了，通過幾年的掙紮，對文學的認識也逐步深化了。這時候就開始琢磨事情了，我就是從“事情”這兩個字的身上開始領悟文學的，開始搞明白通訊報道、報告文學和文學之間的差別的。終於有一天我發現事和情是兩個概念，就像訓和練是兩個概念一樣。這個發現可以說使我頓悟，一下子想明白了很多東西，一下子照亮了思維的曠野。有了這個感悟，我就不甘心做通常的文字工作了，終於複蘇了作家的夢想，攤開了稿紙，要做一番一鳴驚人的大事業——寫小說。那時候連很多基本的技術性問題都沒有解決，全靠激情和小聰明支撐，反正就是編故事，三分感受，七分模仿，偶爾還來點剽竊。一天可以寫萬把字還多。每次接到退稿我都咬緊牙關，在戰友們的麵前昂首挺胸作大義凜然狀。1983年，第7期《飛天》雜誌 “新芽” 欄目公開發表了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得稿費96元，相當於我當時一個半月的工資，不僅本人激動，連師機關都議論紛紛，並且有人開始為我介紹女朋友了。八十年代中期，部隊抽調一批幹部到西南邊境參加輪戰，這回又麵臨一次選擇。我意識到這是個體驗生活的極好機會，上躥下跳地找領導，終於爭取到任務。在前線的一年多，有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進行戰鬥準備，我的空閑時間就更多一些。那時候天天都在琢磨一件事情，活著還是死去，誰活著誰死去，怎麼活著怎麼死去？可想而知，一個人，尤其一個具備了一定文學素養的、老琢磨要當作家的人，老是有時間去琢磨生與死的嚴肅課題，自然會琢磨出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這段時間我創作了《大路朝天》、《走出密林》等9部中篇小說，憑借這些成果，部隊歸建後不久，我就考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正兒巴經地踏上了軍旅文學創作的大道。
董海霞：1979年和1984年，兩次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您都去了邊境前線，請問那段經曆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那段經曆是否影響了您後來的文學創作？
徐貴祥：戰爭經曆對一個作家來說太重要了，非常重要！恐懼、死亡甚至當俘虜等等，在戰爭環境中可能會發生、會遇到的一切，一旦走上前線、走上戰場，心靈就先體驗到了。所有的體驗都在以後塑造人物、編寫故事中派上了用場。
董海霞：戰爭和軍事都是大概念，您是怎麼理解軍事文學的？
徐貴祥：我覺得軍事文學的創作有一定的行業文化特征，但是文學還畢竟是文學，文學首先我們必須要有人物，剛才我們說了梁大牙這個人物成立了之後，這部作品就應運而生了。我的創作習慣有幾個方麵，現在我也沒有好好總結了，這都是評論家的事情。軍事文學和非軍事文學的創作，都遵循著共同的規律，就是寫人物，寫人物個性，寫人物情感，寫人物的命運。在戰爭的背景裏麵，在戰場這麼一個特殊的環境裏，人物會有一些特殊的情感，會產生一些特殊的命運。
二、我選擇了我熱愛的事業
董海霞：從軍校畢業之後，您去了解放軍出版社當了編輯，編輯工作是給他人的作品搽脂抹粉，挑毛病找刺兒。創作能讓人興奮，讓人覺得自己在千變萬化，有時甚至超越了自己。而編輯，隻是一份工作，而且還是良心活兒，那就是盡自己最大的能力，把他人的作品看起來更順眼。您現在是作家，還是資深編輯，請問您怎麼理解作家和編輯之間的關係？
徐貴祥：我更多的作品都是在當編輯時寫的，如果說比較好的職業是創作文學作品，當編輯的過程就是一個繼續學習、繼續提高的過程。如果心裏有文學的種子，在當編輯的過程中可能會開花發芽。我覺得作家和編輯這兩個職業隻有微小的區別，把筆放在自己的稿紙上是作家，放到別人的稿紙上就是編輯。
董海霞：作家和編輯，如果隻能二選一，請問您如何選擇？
徐貴祥：我曾經和好朋友、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的馬正建說過，我這個人做官不如做人，做人不如做事，做事不如做功課。為什麼呢？做人我是大大咧咧、不拘小節，有點兒自以為是；做事是非常認真的，在解放軍出版社曾編輯過的很多書籍，初稿拿來後就像個髒孩子，衣冠不整、麵黃肌瘦，到了我手裏，我會盡最大的努力把他們收拾得幹幹淨淨。就是在編輯這些作品的過程中，我逐漸提高了自己的創作能力和水平。再有，我的突擊性比較強，完成臨時性的任務。前不久被聘為兼職教員，讓我講課，天哪，為難死了，一個作家會寫不會講，況且創作上的道道多數都是可以意會很難言傳的事情，可是我沒辦法，硬著頭皮，沒想到也能講課，而且講得不錯。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提高了文學理論素養。如果選擇，出於“過日子”的考慮，我會選擇一直當編輯，因為編輯工作比較好做，我覺得自己的編輯能力要比創作能力好一點兒。要是選擇更喜歡的職業，肯定是當作家，因為創作的過程讓人興奮，還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