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視角下的“夫人外交”
個性表達
作者：周鑫宇
“夫人外交”這個話題，現在在媒體上談論得很多。在“夫人外交”這個“輿論熱點”的背後，也許反映了值得關注的國際政治變化趨勢。
“夫人外交”可以追溯自歐洲貴族之間的外交傳統。現代國際關係形成於歐洲，而歐洲國際體係自有其文化特色。歐洲作為統一的文明，分治為許多國家，長期由王室和貴族家庭所統治。歐洲王室家庭之間的交往，是其外交關係的一部分，一場婚嫁喪娶決定了大塊領土的分割轉讓，常常引發大國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國家在最頂層由複雜的婚姻和血緣關係相連，深刻影響著國家間關係和聯盟的組合變換。在這樣的環境下，王室的配偶常常是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聯係的一條紐帶，王後和貴婦人在外交場合的角色，又是外交禮儀的一部分。在歐洲經典的外交場合，不但有國家間的外交和政治關係，還有家族和親緣關係。貴族家庭成員的對外聯係，長期是其外交具有實質意義的一部分。
現代民主政治興起以後，這一情況出現了變化。歐洲國家逐漸由王朝國家轉向現代民族國家，國家的元首和重要官員不再由世襲貴族擔任，國家利益取代王室利益成為了外交的主軸。但是歐洲的貴族關係傳統並沒有完全退出曆史舞台，而是以外交禮儀的方式保留下來。國家元首的出訪，常常有夫人隨行，這是在禮儀上對歐洲貴族傳統的延續。隨著歐洲的國際關係模式擴展到全世界，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也效仿歐洲的外交禮儀傳統。中國在民國時期國家元首夫人就開始成為重要的外交角色。新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元首夫人隨行出訪也逐漸成為慣例。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國家元首夫人在外交上所扮演的角色多數是禮儀性的。隻有在少數的特殊情況下，元首夫人會產生某種相對獨立的外交作用。比如宋美齡在抗戰時期的外交作用，或者希拉裏·克林頓於上世紀90年代在中美人權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這跟元首夫人特殊的個性和特定的形勢有關係，是偶然的和不連續的。
今天我們再談夫人外交，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其在近年來似乎表現出越來越大的獨立性。換句話說，夫人外交似乎在超越傳統的禮儀性作用，逐漸具備某種特殊的功能。奧巴馬夫人米歇爾的訪華，沒有與奧巴馬總統同行。更有趣的是，她是接受中國國家主席夫人彭麗媛的邀請，這在外交上是罕見的現象。對於這樣的現象如何解讀？它是偶然的、個別的，還是反映出當代外交發展的某種趨勢？
對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恐怕還不宜形成定論。但是一種值得探討的假設是，夫人外交可能隨著當代外交內涵的擴展，出現新的形式和內容。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政治民主化帶來了外交的民主化，也帶來的外交的內政化和內政的外交化。國家政府作為外交的惟一權力主體的地位在削弱，社會和民眾越來越參與到國際交往中，並影響到國家間關係。這導致近年來公共外交成為各國外交的重要發展方向。
那麼，當代外交越來越凸顯的公眾、民間和文化的部分，由什麼樣的政府部門來推動呢？當然，政府的各相關部門、社會組織都可以擔負功能性的角色。但是在國家最高層麵上，也需要宏觀戰略性的外交角色。國家元首當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主角，但是國家元首夫人似乎越來越承擔起難以替代的角色。
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國家元首的形象往往代表著國家強大的、堅定的、剛性的一麵。但在大多數層麵上，公共外交卻是文化的、情感的、柔性的。在公共外交中要講故事，要動之以情，要傳遞文化的價值和美感，那麼在某些場合，元首夫人的形象天然更加合適。隨著近年來公共外交的發展，國家元首夫人越來越獨立承擔起某些文化和民間場合的外交功能。像米歇爾·奧巴馬這樣的“單飛”雖然罕見，但是元首夫人在隨訪中單獨出現在某些外交場合、獨立承擔某些外交活動，卻成為各國的常態，並且越來越頻繁。
因此，以公共外交的視角分析夫人外交，會發現其背後也許不是某種偶然的政治現象或者輿論話題，而反映出當代外交的某些深刻轉型。國家和政府麵對公共外交時代的挑戰，正在做出相應的功能調整和適應。新的政治環境提出了新的角色要求。這一變化在冷戰後的國際關係中呈現出加速發展的特征。未來我們也許會做出判斷，國家元首夫人在外交中不隻是站在元首身邊的人，而將成為各國公共外交中擔負特殊角色的部門，“夫人外交”將在越來越倚賴輿論、價值和形象的未來外交競爭中，成為爭奪吸引人心、塑造國際環境、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