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交談的時候，嘉彥的親戚朋友來來往往。也許因為蘇德托是一個規劃建設的鄉村，這裏的人們有著強烈的團結和睦感。自開獎之後，來串門的不僅有鄰裏朋友，還有記者。所有記者都提同樣的問題：您為什麼不拿著這筆錢然後搬走呢？赫爾米尼亞·嘉彥覺得這問題很奇怪。“我該去哪裏呢？”她聳聳肩問，“我和所有村民一起贏了大獎。”
但也不是所有村民。科斯提斯·米特索塔基斯的家坐落在一座小山上，距離蘇德托有兩分鍾的車程。就是這段距離，讓他與大獎失之交臂。這位希臘紀錄片製片人8年前因為一段毫無結果的愛情來到這裏。他說，家庭婦女協會從來不會來他家，因為他的住處太偏了。
“幾天後，我終於意識到，我是村裏唯一一個一無所獲的人。”他帶著溫和的笑容說。盡管如此，他也從其他村民的幸運中獲益不少。12月22日早上，他來到集市，和人們一起慶祝，手上拿著攝像機。村子獲獎後，他開始拍攝一部關於蘇德托的紀錄片。最初他想記錄村莊在獲獎後的改變，但很快，他就將紀錄片主題變為“為何這些突獲自由的村民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仍然腳踏實地工作？”
54歲的羅莎·瑟瑞娜擔任蘇德托村長14年了，因此對村莊的短暫曆史比大部分人都更加熟知。“我們贏得的，是無憂無慮的生活，如今它價值連城。”
我們來到村莊的遊客中心。瑟瑞娜站在滿是小山和田地的蘇德托立體縮小模型前。“我們正準備采用新的方法”，她指向幾乎貫穿整個村莊的水渠模型，“促進老灌溉設備的現代化。”她指向村莊模型的另一部分，我們看到水滴有規律地注入田地。
村裏的幾乎每個人都向這套新設備投入了錢。獲獎之前，很多人都欠銀行幾十萬歐元。如果一個地方以牲畜和耕種為經濟基礎，那麼一切都得依賴田地，而這有時候太難控製。
“我們買彩票的時候，正值幹旱。”瑟瑞娜說，“酒吧裏村民的日常談話令人難過，總有人在問：‘我該怎麼還錢？’”除了談論灌溉係統的貸款和持續的幹旱，村民們聊得最多的就是經濟危機，比如四分之一的西班牙人失業，比如為了在附近的城市韋斯卡找到工作，蘇德托的很多年輕人離開家鄉。
“突然，一切關於錢的擔憂都煙消雲散。”瑟瑞娜說。沒有人拿了錢就離開村莊，與此相反，甚至有三個年輕人回到村莊，買地建房。突獲自由的村民們決定，不惜一切，隻為在一個幾乎荒涼的村莊留下來。瑟瑞娜認為，這個決定並不奇怪。“夜不閉戶是這裏的傳統”，她說，“人們穿著拖鞋去麵包店。今天早上我的女鄰居打電話邀請我去喝咖啡，我穿著睡衣就去了。這些小事就是我們傾心於此的原因。”
自那時起，這些幸運的村民總被問到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好運偏偏落在蘇德托？”他們往往不急於回答，隻是微微一笑，聳聳肩。這裏的人們不喜歡為幸運和不幸賦予太多意義。對靠天吃飯的農民而言，這種態度非常典型。
瑟瑞娜是少數樂意給這種幸運一個解釋的人：“這是對每個留在這裏的人的獎勵。”瑟瑞娜、嘉彥和她們的鄰居們確信，他們不想去任何地方。這並不是因為蘇德托的居民沒有夢想，而是因為，他們已經過上了夢想的生活。
[譯自德國版《讀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