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改革，那是湖廣、浙江、南直隸和山東等地深受漕運其害的州縣議員，當然提出這個議案來的人並不多，畢竟很多州縣的議員本身都是依靠漕運發家的商人，漕運本是國家戰略運輸，不過主要負擔卻在百姓身上，而漕運管理不嚴格，或是官商勾結之下，利用漕運，夾帶私貨，根本就是稀鬆平常，想象一下，如果有了一條完全不需要自己花錢的南北商路，相信無論做什麼生意都能夠賺得盆滿缽滿。
這些人所代表的那些平民雖然也是深受其苦，不過他們自己卻深得其利，因此他們對漕運的改革並不熱衷，甚至是抵製，不過中國讀書人當中從來都不缺那種充滿著責任感的“為民請命”的讀書人，因為他們的學識和名望，被選為了議員，這次也是滿腹壯誌，想要為自己的家鄉父老，做點好事。
因此雙方就這問題爭論得幾位激烈，原本那些隻知道“為民請命”的幾個文人想要對抗那些官商組織是絕對不可能的，不過很快他們就有了強援，也就是那些虎視眈眈想要修築“京滬鐵路”的鐵路公司多代表的北方財團，修築京滬鐵路以及改革漕運，實際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隻要議會和朝廷承認了漕運的問題，那麼改用鐵路海路，就有了政策基礎，到時候誰敢反對他們建鐵路，那就是禍國殃民。
鐵路給他們自己帶來的巨大利潤已經讓他們無法割舍，而給國家帶來的便利，也已經出現端倪，而且還有幾位素有清名的文人議員在前麵當做門麵，光鮮的表子裏子都有了，再加上遠遠超過那幾個漕運商人的實力，那些漕運商人根本沒有絲毫的勝算。
雖然沒有勝算，不過那些人還打算再拖延幾分，好爭取更多的利益。隻是他們不過是一廂情願，在最初的交涉無果之後，議會馬上進行了表決，漕運商人隻是江南商會當中的一小部分，無論王家、陳家還是沈家都不會為了他們這些人，得罪現在的北方財團，因此漕運改革的提議被迅速通過，並且由一些人提出了數百條具體的建議，包括漕丁妥善安置、運費由官府承擔、改用蒸汽輪船以及多用海運等等。
如此還不算完，在議會的第三天，就有大批的議員因為受賄被抓入大牢，現在議會政治剛剛開始，還沒有什麼“政治獻金”的說法，這些人的受賄證據那是確鑿無疑，等待他們的將是公開的審判，以及連根拔除的激烈措施，北方的財團不會允許這些人以及這些人後麵所代表的勢力，在他們修築鐵路的時候從中作梗，與其等到他們搞鬼再收拾他們，還不如直接在議會舉辦之時，一舉拿下，反正他們屁股後麵都不幹淨，收拾了他們也不算是冤枉，而且有了議會的表決，他們就能夠擺脫構陷的名聲，畢竟議會是民意的代表，他們是秉承民意做事。
在京滬鐵路和漕運改革上麵，雙方鬥得激烈，不過在陝西賑災、鐵路、水利以及石油開發方麵他們卻興趣缺缺，除了一些陝西籍的議員還在聲嘶力竭地疾呼之外，其他人大多數都沒有支持他們的意思。
陝西那地方原本也是一塊風水寶地，水土肥沃，地形險要，因此也成了一個王霸之基，不過自從隋唐之後，關中因為開墾過度，就變得越發貧瘠起來，因此宋代便將都城遷移到了河南開封，到此時明朝，陝西那邊根本沒什麼產出，修條鐵路，恐怕得天天給陝西那邊運送賑災糧，到頭來還得落在他們的賦稅上，雖然說投入總歸有產出，不過陝西那邊的產出，無疑是晚了些。
與其如此，倒不如幹脆不要修什麼隴海鐵路，將錢投到回報更高更快的地方，對此朱由崧也沒什麼好辦法，議會政治是以利益為重心，可不是以他個人的意願為中心的，此時它已經開始發揮他的作用了。
朱由崧明明知道過兩年西北幾聲大旱，將會產生一場波及全國的農民起義，但是此時卻無法做到未雨綢繆，現在以北京的軍力，就算是李自成等人發展到巔峰之時，朱由崧也有把握將他們夷滅，不過那種破壞力實在是太大了。
大明朝京城的議會並沒有對北京城的百姓產生什麼影響，自古以來的傳統讓他們養成了不言國事，被動接受的性格，議會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一個新的衙門而已，那些議員就是其中的官老爺，這讓大明朝的議院頗有些走味的意思。
不過議會給他們帶來的唯一的好處，就是養活了很多很多的商販，因為京城平白多了幾千議員，再加上議員的那些隨從小廝，加起來足有數萬人，他們的吃穿用度自然刺激了周邊的商販向各大客棧酒店以及青樓運送各種瓜菜魚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