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對加強各級黨組織自身建設問題一貫都很重視。改革開放30多年來，每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屆內都要安排一次中央全會討論黨的建設問題。1983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1990年3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係的決定》；1994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2001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2004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
黨的十七大以來，為了更好地負起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責任，全麵落實黨建工作責任製，全麵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2009年9月15日至18日，黨中央召開了十七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深刻分析黨的建設麵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提出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總體要求、目標任務、重要舉措，是指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如何正確理解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還需要對我們黨在自身建設方麵所處的現實背景有清醒的認識。《決定》對黨所處的曆史方位做了科學表述：我國相繼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新社會的曆史性轉變，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曆史性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從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曆史性轉變。毫無疑問，我們黨的建設現狀和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相比較，總體是適應的。但必須承認，也還有許多不相適應的地方。
(一)從黨的思想狀況來看，有的幹部不注重學習，不關心時事，思想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步伐。雖然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的關於科學發展觀的學習宣傳，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幹部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都是很清楚的。例如，對為什麼要科學發展，怎樣才能做到科學發展，還需要下很大力氣來統一認識，還需要通過深入學習，進一步用科學發展觀武裝各級黨員幹部的頭腦。(二)從黨的廉潔狀況來看，反腐倡廉的形勢不容樂觀。可以說，腐敗已成為人們最深惡痛絕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憤。僅十七大召開以來的2008和2009兩年，就有陝西省原政協副主席龐家鈺、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鬆有，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浙江省原省委常委，紀檢書記王華元，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天津市原市委常委皮黔生，寧夏自治區原副主席李堂堂等7位副部級以上幹部出了問題。而廳局級以下的幹部，出了腐敗問題的也不在少數，並呈現出腐敗低層次化趨勢，反腐倡廉工作任重而道遠。(三)從黨的製度建設狀況來看，缺漏還比較多。例如，幹部財產申報製度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公車使用、公款吃喝、公費旅遊等等問題，也都沒有從製度上得到解決。另外，我們知道，權力必須得到有效製約，否則權力容易滋生腐敗，這是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目前我們還沒有形成比較完善的權力監督和製約機製，一些地方盲目決策、瞎指揮，而受不到任何批評、監督的現象仍然存在。(四)從黨的幹部隊伍建設的現狀看，現在是一條正道和三條邪路並存。一條正道就是，真正是品德好、作風正，工作踏實、有能力，得到老百姓擁護，通過實踐得到證實確實是好幹部的被提拔重用。但還是有一些人是通過其他三條邪路上去的，一是靠溜須拍馬、裙帶關係；二是靠拉幫結派，搞哥們兄弟義氣，通過“拉票”幫襯；三是直接依靠金錢的力量，通過買官賣官上去的。這三條邪路必須堅決堵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決定》明確指出：“黨麵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和緊迫。”隻有努力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才能努力確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曆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曆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曆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
(作者係煤炭工業合肥設計院黨委書記、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