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運動中王實味冤案始末
人物春秋
作者：黃述斌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同誌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所作的《整頓黨的作風》，2月8日在延安幹部會上所作的《反對黨八股》兩次演講中，強調指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要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1]毛澤東同誌這一重要論斷，對整風運動的方針、目的、任務和方法，作出了明確深刻闡釋。為使整風運動順利開展，中央倡導發揚民主，讓群眾“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黨內幹部中存在的黨風問題提出意見和批評。1942年3月5日，中央主管整風運動常務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大禮堂召開幹部大會，對整風運動作了動員報告，強調“要發揚民主，讓群眾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批評領導，對錯誤觀點不要立刻反駁，也不要加以壓製。”[2]黨的號召很快得到黨內外幹部群眾響應，尤其是知識分子和新黨員反響更大，一場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由此展開。
延安知識界、文藝界積極貫徹中央整風指示精神，走在整風學習前列。他們在各種學習會上提出批評和意見，不少人還通過牆報、小字報、漫畫、打油詩，或在報刊發表文章，提出各種批評意見。1942年3月，《解放日報》文藝副利上接連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蕭軍的《論同誌的“愛”與“耐”》等雜文，反映對當時延安生活中存在的某些問題的不滿和意見，對一些老幹部棄舊娶新，官僚化作風以及生活待遇等級製，包括衣分“三色”（高級幹部深藍色斜紋布、中級幹部灰青色平布、基層幹部黑色土布）、“食分五等”（小灶、中灶、大灶等），進行了尖銳批評，立刻在延安政治生活中激起強烈反應。“王實味是這當中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寫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刊3月15日《穀雨》刊物），又連續在研究院辦的《矢與的》壁報上寫出《我對羅邁同誌（李維漢，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坐鎮主持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靈感兩則》，攻擊李維漢等同誌，言詞尖銳，冷嘲熱諷，而且有片麵性，把抗日民主根據地描繪成‘肮髒和黑暗’的封建專製社會，主張文藝家‘首先針對自己和我們營壘進行工作。’一時間把延安都轟動了。”[3]
文藝家們的這些批評，在延安一些領導人中引起很大反感，有人很快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批評；還有在內部簡報、牆報上予以責難。“有的領導同誌從前方回來發了脾氣，說我們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實味這樣的人卻在後方這樣諷刺挖苦我們的領導幹部，攻擊我們的黨。”[4]對此，毛澤東同誌十分重視。他在夜間提著馬燈去看了王實味等人在牆報上的批評文章，但並未表態。當時他並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也沒有把王實味看做是敵人。他隻是讓秘書胡喬木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給後者寫過兩次信。信中有如下一段話：“《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意見，再次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立場。”[5]這說明毛澤東同誌對王實味等人是看重的，所以要其注意提意見的立場和方法，不要走偏方向，頗有愛護之意。4月初，毛澤東同誌在所主持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上，談到整風中文藝界一些人提出的批評意見時說：“他們的批評意見確實此較過分一些，個別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誌，他的思想是比較係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6]但仍稱王實味為同誌，並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輕易對過分批評者上綱上線，強調思想“落後分子”不都是反革命，提出要“爭取落後分子”。這再次說明當時王實味的問題，仍屬於思想問題。
從4月初至5月底，王實味所在單位中共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展開批評，開大小會70餘次，且問題不斷升級。“開始還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批評會議持續到5月下旬時，有人揭發王實味曾同‘托派分子’有過聯係，在上海時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1929年，王實味在上海從事翻譯工作期間，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過接觸，幫助他們翻譯過《托傳》中的兩章，沒參加‘托派’組織。1940年他在延安已向黨組織作過交代。）這時，康生插手了，他決定徹底追查王實味與‘托匪’的關係，使問題成為敵我矛盾；並把同王實味接近的四位同誌，也一起定為‘五人反黨集團’。”[7]6月11日，丁玲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文章，稱“王實味有‘托派’思想”。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藝界舉行座談會，批判王實味，並一致形成決議，認定王實味在政治上是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