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天津市的日本人慘殺中國工人事件以後，天津及全國各大報紙進行了報道，一時間輿論鼎沸，萬眾怒吼。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卻三緘其口，一直沒有任何動靜，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紛紛指責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姑息養奸，投降賣國。任應岐已經徹底地看清了蔣介石投降賣國的嘴臉，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全力以赴地開展了組織反蔣抗日同盟的串聯發動工作。
在劉仁的介紹下，任應岐又結識了共產黨人柯慶施、朱其文、王世英等人，並且與南漢宸、宣俠父重逢會麵。
柯慶施，一九零二年生，一九六五年逝世，安徽歙縣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四年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一九二九年後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抗日戰爭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邊區民政處處長、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石家莊市市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南京市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治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朱其文，一九零九年生，一九八七年逝世，曾用名米子飾、朱子瑟。江蘇省如皋縣範湖洲人。中學時代，參加革命學生運動。一九二九年春在北平中國大學學習期間參加反帝大同盟。一九三零年九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北平反帝大同盟組織部長、黨組書記、中共北平市委宣傳委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參加北平市反日聯合會，任義勇軍部長，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任北平義勇軍訓練班主任教官。一九三三年受黨組織派遣至馮玉祥部，參加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抗日戰線報社社長。同年夏，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部第一路遊擊隊副總司令員。解放後曆任要職，曾任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越南大使。
王世英，一九零五年生，一九六八年逝世，字子傑，洪洞杜戍村人。一九二一年高小畢業後，考入太原國民師範。一九二四年，因參加反對閻錫山當局的抗稅運動，被校方開除，並被列為“共嫌”追捕，他越牆逃走，到河南開封考入國民軍第二軍胡景翼的學兵營。一九二五年二月由劉天章、高維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九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入伍生團，次年二月轉入第四期步科第二團學習。畢業後，由中共組織分配到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三中隊任分隊長和中共支部委員。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教導師第一團中共代表辦公室主任。葉挺師連長、河南十九軍高桂滋部營政治指導員、中共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員、楊虎城部馮欽哉師參謀。一九二八四月，化名王敝在皖北亳州組織農民暴動，失敗後被通緝。後回故鄉暫避。旋赴北平接上黨的關係，被派往閻錫山第三集團軍政治部工作。次年五月，第三集團軍部派其到山西衛生團任政治部主任，開展反蔣活動。九月在北平被警備司令部逮捕。保釋後於一九三零年一月應邀再回晉軍任職。一九三一年二月，經人介紹在楊虎城部嚴沛霖團任副營長。同年秋，到上海通過中共中央軍委劉仲華找到黨組織，經考察後被派到南京以特派員身份開辟工作，主要任務是打入敵人內部，建立中共地下情報關係。在他努力下，不少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複興社、中央黨部、外交部、立法院、鐵道部、軍校、鐵甲車縱隊，以及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等，建立起中共情報關係和外圍組織。一九三三年二月，因身份暴露，奉調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委員，負責情報部工作。一九三四年，為衝破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封鎖，王世英多次派人去做國民黨老黨員、江西德安專署專員莫雄的工作，並在德安專署內和南昌市建立聯絡點，在九江和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建立了交通站。同年初，他介紹吉鴻昌和宣俠父恢複黨的關係，幫助吉鴻昌組織反帝同盟。一九三四年後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代理書記，主持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軍事、情報和聯絡工作，在白色恐怖條件下堅持了秘密鬥爭，建立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內線關係。解放後擔任山西省委書記、省長。
宣俠父，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出生於浙江省諸暨縣，一九二零年獲準公費赴日本留學，因為參加留日學生愛國運動，一九二二年被迫回國；一九二三年在杭州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宣俠父是黃埔一期學生中的特殊人物，因蔣介石破壞以黨治軍的製度而抗命不從，被蔣介石開除出黃埔；臨行前留詩兩句：“大璞未完總是玉，精鋼寧折不為鉤。”一九二九年後，宜俠父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一九三二年，為爭取一切抗日力量，宣俠父奔走於山西、北平、張家口等地，促成馮玉祥、吉鴻昌和方振武的聯合。一九三四年三月，根據黨的指示，陪同吉鴻昌秘密到達上海，並介紹吉鴻昌加入中國共產黨。八月，奉命從事臨時中央特科工作。此間，以《申報》記者（化名楊永清）的公開身份，進行上層統戰工作，為黨搜集了大量的敵軍情報，供黨中央和紅軍長征途中參考，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的好評。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從事統戰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工作，因工作卓有成效，招致國民黨當局忌恨，一九三八年被軍統特務暗殺於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