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賢雖然是大戶人家、書香門第之女，但從小就養成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的良好習慣，又加之生性淑賢，端莊知禮，相夫教子，深為任應岐敬佩，夫妻二人恩愛無比。任應岐有時工作到深夜，劉玉賢就準備點心小吃，送到麵前，凡有客人前來，劉玉賢笑臉相迎，端水泡茶以後，自行回避。家裏生活雖不寬裕，但劉玉賢都安排得十分周到，妥貼，客來人往，吃住招待，事事盡心，不久以後，劉玉賢為任應岐生了一個女兒，起名岫霞（又名秀霞）。一家人夫愛妻敬，兒女繞膝，其樂融融，過得十分幸福。
沒有了官場上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沒有了戰場上的槍炮轟鳴、血肉橫飛、腥風血雨。可以說，這個時候是任應岐下野以後最舒心的時光。蔣介石為了拉攏任應岐，同意軍事參議院院長唐生智的提議，還委任他一個軍事參議院參議的虛銜。任應岐不屑一顧，現在正以一個真正的覺醒者，成為在共產黨人領導下的組織裏進行著偉大的倒蔣抗日運動、進行著反對法西斯的愛國壯舉的一員，心情十分舒暢，工作更加賣力。在這個期間裏，安榮昌已經按照他的安排奔赴關外聯係，籌組抗日武裝。他的其他下屬也以不同的形式蓄積力量，隻等一聲令下，就會奔赴抗日戰場。
而新國民黨的活動也沒有停止，在察哈爾抗戰的烽火被蔣介石澆滅以後，他們派出任應岐等多位代表遊說時任討逆軍第十三路總指揮的石友三。石接受了廣州國民政府委任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和國府委員的頭銜，於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八日宣誓就職，出兵進攻北平，雖經半月苦戰而被劉峙、張學良夾攻失敗，但畢竟指向的是蔣介石的政權，給蔣記政權又一次強烈的震憾和打擊；孫殿英在長城抗戰中也有出色的表現，兵敗後率部進軍寧夏開辟西北反蔣基地；方振武、吉鴻昌領導的抗日討賊軍，以擒拿賣國賊何應欽為口號，直接向北平進軍。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這是新國民黨華北黨部與中共方麵共同運作的成果。
更讓任應岐感到激動的是，中共特科負責人王世英向他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立即籌備組織反帝同盟，發動各種愛國力量，組織抗日武裝，迎接抗日高潮到來”的號召。
根據這個號召，南漢宸、宣俠父、任應岐、吉鴻昌、方振武等人經過反複醞釀，論證，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天津成立“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建立包括有馮玉祥（徐維烈代表）、李濟深（任應岐代表）、方振武在內的反法西斯大同盟委員會，任應岐任常委，南漢宸、宣俠父、吉鴻昌為中央委員會及大同盟內的中共黨團領導成員（因工作需要，任應岐未暴露共產黨員身份），南漢宸兼秘書長。
李濟深生於一八八五年，廣西蒼梧人，原名濟琛，字任潮，中國著名民主主義革命家。早年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曾留學日本。一九二四年任黃埔軍校教練部主任、副校長，一九二五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北伐戰爭時期，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李濟深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四歲。
反法西斯大同盟是在什麼背景下成立的？說法不一。有資料提出，吉鴻昌、方振武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失敗後，任應岐向吉鴻昌提議成立的。由於任應岐的共產黨員身份不能確認，有的資料把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認定為吉鴻昌提議的，有的說是宣俠父提議的。現在，不管誰提議的，任應岐在這個重要的反抗侵略的組織裏擔任著重要的角色，而且為當時的風雲人物李濟深的代表，這就說明，任應岐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當時的背景下，任應岐作為很有威望的下野失意的高級將領，中將參議，人脈關係很多，利用他疏通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就很有說服力。而事實上，任應岐也是這麼做的。
反法西斯大同盟成立後，作出如下決定：創辦機關刊物《民族戰旗》，為抗日搖旗呐喊，發動各種愛國力量在天津組織骨幹培訓，派員到河南重召樊鍾秀、任應岐舊部，收編其他武裝，派員到江西將吉鴻昌舊部拉到河南，在中原發動十萬人的大暴動，待暴動成功後，將隊伍轉移至豫陝結合部，與楊虎城互為倚角，開辟西北抗日根據地。
任應岐以極大的熱情立即投入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日常工作，作為常委和李濟深的代表，他覺得身上的擔子很重，也覺得舉步維艱，首先是經費問題，一天在與南漢宸、宣俠父、吉鴻昌開會討論解決經費問題時，任應岐說：“常言說萬事開頭難。大同盟成立以後，首先要解決的是經費問題，沒有經費，一切工作都難以開展。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我決定捐款。同時我建議，對於那些有著強烈抗日願望的同胞誌士，我們可以組織一次募捐。”
南漢宸、宣俠父對這個建議表示讚同。吉鴻昌說：“對！我們還要派人外出聯絡，沒有經費怎麼開展工作？”
宣俠父說：“在天津、下野失意的不少將領都有一種民族的情感，都有一種愛國的精神，如果我們善於發動，他們一定樂於捐助的。”
南漢宸說：“不過，如果公開地募捐，必然會引起特務的注意。我建議利用你們的聲望，秘密地開展這項工作。”
當天晚上，任應岐回到“任公館”，把自己關在臥室裏，打開抽鬥，尋找起什麼來。
任應岐是個不理家務的人，戎馬倥傯的年代，他隻是把自己的餉款交給貼身副官保管，並由副官按時給家人彙款，供應著他們的日常生活，如有緊急情況需要支出，也是經他同意後由副官去具體辦理。當年北洋軍閥都在經商入股辦企業開銀行、置辦田地房屋的時候，他老家仍然是破草房兩間半。有知心的同事勸他經辦一兩個企業或者入股掙錢，以備後用，他沒有同意。他覺得一個職業的軍人，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交給了國家，交給了人民，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為什麼要把腦袋鑽進金錢眼裏拜倒在孔方兄的麵前。當與孟氏離婚，她獅子大張口的時候，他才覺得手裏沒有一定的積蓄還真是不行。一九三一年，他拿出五千大洋為家鄉修建了寨牆和擴建了學校。接著，他為組織抗日力量，下河南赴四川、山東、山西、河北聯絡在職的高級將領，籌備軍務，為察哈爾抗日武裝力量慷慨解囊。為了解決河南籍下野軍官的孩子和天津窮人家孩子的上學問題，他辦起了“震中中學”，由張勵夫、吳協唐具體負責，聘請管理人員和教師，免費讓孩子們上學。這些開支也真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