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6日，吳宓先生在東南大學寫信給哈佛大學的業師白璧德教授：
“自從我回國後兩年，中國的形勢每況愈下。國家正麵臨一場極為嚴峻的政治危機，內外交困，對此我無能為力，隻是想到國人已經如此墮落了，由曆史和傳統美德賦予我們的民族品性，在今天國人身上已經蕩然無存，我隻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國民眾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過奇跡或巨大努力），否則未來之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抑或是經濟上都無望重獲新生。我們必須為創造一個更好的中國而努力，如不成功，那麼自1890年以來的中國曆史將以其民族衰敗的教訓，在世界曆史上留下最富啟示和耐人尋味的篇章。”（《吳宓書信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19-20頁）
在他寫信前的這段時間，中國從北到南發生了許多事情，確實內外交困、危機重重，不隻是嚴峻的政治危機而已。5月1日，五一國民大會主張推倒張內閣。5月4日，北京學生再起驅逐教育總長彭允彝運動，並結隊搗毀了彭家住宅。彭向法庭指控是北大教職員蔣夢麟等主使，蔣夢麟等則控告彭誣陷。5月5日，土匪孫美瑤在山東臨城劫了一輛北上的列車，三百多中外旅客成為抱犢崮的人質，驚動中外，經過曠日持久的談判，最終以招安土匪而了結。6月6日，張內閣與黎元洪的總統府因權限之爭，全體總辭職。自6月7日起，在直係軍閥曹錕的唆使下，北京軍警借口內閣已辭，餉項無人負責，開始向總統府索餉。9日，北京警察全體罷崗，駐外各使聯合通電，政府再不給費，將於7月1日一齊下旗回國。10日，北京警察仍在索餉，而且有人雇公民團驅黎出京。到13日，黎元洪被迫離開北京，攝政內閣暫時主政，政局大變，許多國會議員出京。掌握槍杆子的曹錕將要運作上台。其間，各地土匪猖獗，6月14日，湖北應城土匪綁架男女百餘人，其中有意大利傳教士梅神父，向漢口官吏索贖百萬元。就在吳宓寫信的前一天，7月5日，廣東廣九鐵路上土匪劫持了70多名乘客。
當吳宓留學歸來，麵對紛亂無序的時局產生強烈的無能為力感，他不同意陳獨秀、胡適選擇的新文化運動路徑。多年的留學生涯並沒有使他成為西方價值的膜拜者，雖然他的新人文主義理想也來自老師白璧德。他向往“由曆史和傳統美德賦予我們的民族品性”，渴望從“中國民眾的思想和道德品性”著手，讓中國擺脫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危機。白璧德在哈佛的熏陶賦予了他文化保守主義的氣質，他之辦《學衡》，就是一種具體而微的努力。他雖深知這樣一本文人氣味的刊物作用微弱，但他對此抱有信心，希望能產生顯著而持久的影響。
中國當時首先缺少的是政治秩序，而更令他感到悲痛的是文化秩序、道德秩序的喪失。這在他1925年12月30日寫給莊士敦的信中說得很清楚：“當前問題及令人失望的現象，根源和緣由不僅僅是學生們不守法，而是我們人民一種普遍的道德衰退。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以前真正的中國全然不同。”（同上，151頁）他的這一判斷是否合乎實情，誠然還可以商榷。但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他所關切的不是權力的紛爭、政治秩序的重整，而是國人在道德品性上的墮落，他試圖在文化上做補救的工作。這是他選定的書生報國之路。
一年後，他再次給白璧德教授寫信說：“請原諒我對您再次講述我們正生活在中國曆史上衰亡危機中。但個人的失望和不幸相對於國家的災難與普遍的黑暗而言微不足道。”（同上，25頁）
1894年出生的吳宓，在他的人生經驗中，1923年前後耳聞目睹的已是腐敗的極點，畢竟他尚無機會見識更深、更廣的腐敗。在未來的歲月裏，他也少有如此明白表達他內心的失望與悲痛，但他一生的關懷大致上可以概括在這些自白中。他的思考和研究，他堅持編了十二年的《學衡》，他為《大公報》主編的《文藝副刊》，以及他在清華、西南聯大課堂上長期講述的課程，都可以看作是對他這種悲痛的回應。他始終相信，“除非中國民眾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過奇跡或巨大努力），否則未來之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抑或是經濟上都無望重獲新生。”這一思路他一直沒有放棄，1937年春天，他給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寫信，申請去歐洲旅行和研究一年，申述此行重要目的，就是認真研究道德哲學，考察研究歐洲的人民和生活，特別是他們個人及公共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和動機，為寫作《文學與人生》做準備，“它將體現曆史和傳統的智慧，但卻富有創造性地運用於當代實際生活的現實及環境。”（同上，210-211頁）幾個月後，抗戰爆發，歐洲之行成了泡影，但他的“文學與人生”課曾吸引了許多西南聯大的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