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水土（散文）
散文
作者：徐興正
我仔細盤點過，在那座以姓氏冠名的村寨裏，我父親這一代人，識字者確實沒有幾個。族間的伯伯，一個念過私塾，一個參過軍。族間的叔叔，一個當過社長（後來改稱“社長”為“村民小組長”，毫不在意地透露了“上邊”的傲慢），其他的什麼也沒幹過。就是這麼兩三個人，能認能寫幾個字。
父親當過工人。從工地回故鄉時，他用鐵釘釘了三隻笨重的木箱子，並在上麵刷上了綠油漆。木箱子裏藏著幾十斤電線，銅芯的，帶回了姑娘草坡，也就是他的出生地。然後，送到一個叫“青山”的地方，找那裏一個也是姓徐的銅匠打成了兩口吊鍋。其中的一口，伴隨父親和母親至今。另一口，分家時分給了大哥一家。木箱子裏還有幾個會議記錄本，黑封皮的，我上小學四五年級時看見，它們塵封了二十多年。由於我們家在土瓦房裏用木柴作燃料，滿屋子的煙塵鑽進木箱，將過去潔淨的紙張熏染得陳舊不堪，彩色插圖也變得暗淡極了。當時我才知道父親不僅認識很多字，而且書寫還很工整、流利。我開始覺得父親和別的農民不一樣，第一次對他肅然起敬。
現在想來，我那時對父親的敬意，其實是對文字敬畏的轉移。在我的記憶中，不僅父親本人，就連一字不識的母親，也將文字奉為鬼神。這也許是，他們從工廠回來，很多有用的東西都不在了，卻將看似無用的會議記錄本保存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的，他們視文字為鬼神而非神靈。神靈是用來敬重的，鬼神則不同，常常是又敬又怕。文字之神，可能為他們帶來福祉，所以敬之；文字之鬼，可能為他們帶來災禍，所以怕之。大哥和我的書本、作業本，以及一切有文字在上麵的紙片，父親和母親都像對待鬼神一樣對待它們。一些紙張，即使已經為我們所廢棄，被姐姐妹妹用來“剪花樣”、“貼鞋墊”，做女紅，父親和母親也會深感不安。父親對文字之神致敬，確實得到了福祉。大概是80年代中期，經一個在縣城工作的親戚幫忙，父親憑著一個會議記錄本裏夾著的一紙“退職證明”，從此，每個月從鄉民政所領到了二十三塊錢。到了21世紀，這筆錢又有所增加。如果不是文字之神的保佑，當過工人的父親曾經服務過的政府，永遠不會再認他，給他這點生活困難補貼。母親就是一個例證。她和父親是同一個工廠的工人，本來就沒有什麼兩樣的，但跟父親回故鄉，由於疏忽，沒有辦“退職證明”，政府就不理她。父親對文字之鬼的懼怕，也是有事例的：1997年，我在昭通師專讀書，做家教掙一點生活費。那個小學生的父親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從前的地下黨員，受過迫害，坐了十多年牢，妻子在他入獄後受害致死，他平反後當過某縣人民法院的領導，要退休了又娶妻生子。我為了掙五十塊錢，受他之托，寫過一篇回憶他從事地下革命的文章，說是黨史研究室要刊用。這事讓父親知道了，身為一名老黨員，出於對組織已有的了解，他生怕我惹禍，擔驚受怕了好長時間，直到我1999年畢業並順利分配了工作，此事才算過去。
之所以要在這時說到父親識字，原因有兩點：其一，在姑娘草坡，我是識字最多的徐氏子嗣。而更為幸運的是，我不僅因為“識字”而改變了命運，既可以不像父親和母親那樣住在徐家寨子那麼一個貧窮、荒涼的地方，又可以不像當農民工的兄弟姐妹那樣四處飄泊、亡命天涯，竟然在一個縣城住了下來，而且還以在父親眼裏黃金般高貴、鬼魂般神秘的文字，經營著他們永遠不可知的人生，這就是我幹了十來年的“文字工作”，以及一直在暗中進行的“寫作”。我暗自慶幸的同時，也感到了酸楚。其二，這些年來，我用通行的“文字工作”養家糊口，卻敗壞了文字，罪不可赦；我用脆弱的“寫作”捍衛尊嚴，倒也對文字充滿敬畏，確有一顆謙卑之心。冰火兩重天，這是人生多麼難以調和的兩極！我個人內心的衝突和爭戰可想而知。為了緩解或者說逃避靈魂深處的煎熬，我在此前的寫作中，避開了自己的身世，避開了生我養我的徐家寨子，避開了與我血脈與共的親人，避開了我卑微苦寒的家族，避開了我自己的和這一切無所歸依的命運！但是，正如以“文字工作”安身，以“寫作”立命的我，不可能避開文字本身一樣，這一切實際上都是避不開的。所以，我必須重新正視並接受它們。
於是，我決定讓父親和所有親人進入“寫作”。對我來說，這也許是某種意義上的感恩。但有一點，我自己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對我的身世、寨子、親人、家族，以“文字”作報答，它們並不需要，也不理解，更不接受；而這種所謂報答，我並沒有付出什麼，反而得到了更多、更大的好處，簡直就是一種自私，一種索取，至少，我會因此而不那麼酸楚了，也不那麼煎熬了，還部分地實現了自我救贖。進一步說，對於父親，對於那一切，我其實無以報答，什麼都不能給它們，而它們卻把一切都給了我，這其中也包括命運。
能不能給識字的父親找出一兩個與他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文字來？我想了又想，想出兩個字來，它們是：水，土。
水，土，在父親的生命中，孰重孰輕，不可妄下結論。但可以先從土說起。
姑娘草坡，是由若幹個懸崖托起的山坡。它不具有整體性，是數不清的小山坡，絕大多數呈弧形，以並不舒緩的坡度，斜向上，疊加在一起，看起來混亂，破碎。在疊加的過程中，又造成了新的懸崖，山溝。懸崖上，山溝邊，地形就更陡，但好在生長著一些樹木，有核桃，板栗，油茶，油桐，棕櫚，杉樹，櫟樹，青岡，以及其他“雜木”樹。而雜木樹中，既有喬木，也有灌木，有用作木材蓋房子的，也有用作燃料做飯吃的。這些樹木，在視覺上減緩了姑娘草坡的山高坡陡、溝大穀深。人心寧靜之時，也能感覺出山清水秀來。樹木之類，這是現在的情形。而在父親他們的童年時代，這裏還有大片的森林，鬆樹大到幾個人將手臂牽在一起方能合圍，林邊小道荊棘叢生，虎狼成群。姑娘草坡之上，又是若幹個懸崖，而某個懸崖的上邊，有一小個“坪”，分布著我們村最為平整的耕地，剛下戶時，一家有一兩畝，後來大家庭分成幾小家，那點平地就被分割成幾份了。那裏叫“梁山地”，離我們徐家寨子將近有十公裏那麼遠。我們的耕地，就在這樣的陡坡上，或者懸崖上。現在，這裏的所有人都聚居在徐家寨子，屬於姑娘草坡的地盤上，別處，就沒有人家了。
而父親並不是在徐家寨子出生的。那時候，奶奶、伯伯他們一家住在一個懸崖之上，那裏隻有一小塊平地，條狀的，其實是一個山脊。如果從徐家寨子前往梁山地，到那個山脊，就走了近三分之一的路程。爺爺常年在個舊的礦洞裏討生活，對奶奶她們來說，那是一個比天涯海角還要遙遠的地方。1937年，父親的降生，讓不到三十歲的奶奶更加絕望：養活兩個孩子，比養活一個難。今天，我很難想象，在那個悲苦的山脊上，更加悲苦的奶奶，當著不到七歲的伯伯的麵，一邊流淚，一邊往剛剛生下來幾天的父親嘴裏塞土，想要悶死他。塞了幾把土之後，奶奶還是下不了手，就把父親抱到茅草房下邊的一個岩洞裏。幾個時辰之後，一個比奶奶年長，我們稱之為“二奶奶”的婦女，把父親抱了回來，交給奶奶。二奶奶一家是奶奶她們的鄰居，許多年之後，她家搬到了鄉內一個叫“官寨”的地方。奶奶往父親嘴裏塞土時，二奶奶躲開了。父親的哭聲從附近的岩洞裏傳出來，對二奶奶也是一種煎熬，她雖然躲在家裏，但淚水還是止不住流下來。兩個同命相憐的婦女，淚流滿麵地摳著父親嘴裏殘留的泥土。哭啞了的父親，吸著奶水，吞入腹中的泥土，奠定了他的生命基調。這件事，是父親長大成人之後，二奶奶告訴他的。父親對我轉述完此事，接著說，即使二奶奶不把他抱回來，奶奶在淚水流幹之後，也會把他抱回來的。
奶奶之所以養不活父親、伯伯，原因是她們沒有土地，就連她往父親嘴裏塞的那幾把泥土，也是別人的。否則，根據父親的描述，勤勞、能幹如奶奶的婦女，怎麼可能養不活她自己和兩個小兒呢？
以此推斷，父親一生熱愛、鍾愛、珍愛、疼愛、喜愛、酷愛、溺愛土地，完全就是命運使然。
奶奶留給父親的記憶，主要是兩件事。一件事，是在父親五六歲時，家裏遭了劫匪。奶奶被綁在茅草房裏的一根木頭上，劫匪用尖刀背敲她的腦袋、肩膀、背脊、手背、膝蓋、腳踝，逼她說出礦上的爺爺帶回來的銅板藏在哪裏。伯伯、父親則被劫匪把他們從地麵上提起來，又拋下去。奶奶以巨大的勇氣承受著災難，但在殘忍的折磨麵前，作為一個孤苦無告的弱女子，她還是閉上了眼睛。劫匪用尖刀柄一點一點地敲擊茅草房的地麵，他們最終發現了異樣，從一個角落裏挖出了一隻瓦罐，但裏麵隻有八九個銅板。這幾個銅板，伯伯、父親也不知道，是爺爺什麼時候帶回來的，奶奶什麼時候埋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