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熱風灑江天,冷眼看世界(1 / 3)

熱風灑江天,冷眼看世界

一個人的文學史

作者:陳建新 張德明

摘要:

馬識途被稱為“革命作家”,其《夜譚十記》以對民國社會的批判和諷刺受到人們的好評。但是,這隻是局限於表層敘事的分析,小說的真正奇異之處在於多元敘事話語的共存。小說中有表現政治理念的革命敘事,有表現個性氣質的民間敘事,也有表現文人情懷的隱逸敘事,它們共同建構了這部作品的意義。作家同時以革命作家、市井故事人、在朝隱逸者三種身份向讀者說話,反映了曆史語境的複雜性和個人精神世界的多層次性。這是這部作品具有長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關鍵詞:《夜譚十記》;革命敘事;民間敘事;隱逸敘事;敘事話語

1983年,馬識途小說《夜譚十記》的出版,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這是部奇異的小說,寫十個小科員閑來無事,約定輪流講故事以消磨時光。整部作品由十個長短不一的故事構成,有官場黑幕隱私,有都市奇聞異事,有鄉村野史風俗,三教九流,人世悲歡,描繪了民國時代的社會百態。

自小說出版以來,對其價值的評價,沒有什麼分歧,一是肯定其內容上的批判性和諷刺性,二是肯定其藝術上的“龍門陣”敘述方式和巴蜀地方語言特色。2011年改編自其中《盜官記》的電影《讓子彈飛》公映,《夜譚十記》再一次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但人們更注重的是電影對小說的改編過程中,思想意識和審美風格上對原作的改變和超越,而對小說本身的評價,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小說出版距今已三十年,三十年中,中國文學思潮和審美觀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對《夜譚十記》卻維持了相對穩定的評價,這是令人驚異的。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馬識途很早就被賦予了“革命作家”稱號。所謂“革命作家”,是指他走過了一條魯迅所說的,革命在先,創作在後,先做革命人,再做革命文學的路。①“革命作家”的身份,導致人們在評價他的創作時,很容易先貼上“革命文學”的標簽,革命性成為了肯定或否定其作品價值的一個標準,從而忽略了其作品生成過程中,曆史語境的複雜性和個人思想情感的多層次性對作品敘事方式的影響和意義。

馬識途1915年出生於書香之家,從小喜愛文學,很年輕時就投身革命,經曆了從大革命到改革開放的今天的中國曆史。其經曆異常豐富:有艱苦卓絕、命懸一線的地下鬥爭生涯;有官居高位、繁重忙碌的行政生涯;有挨鬥坐牢、飽受屈辱的牢獄生涯;有專心創作、辛勤筆耕的寫作生涯。近百年複雜的社會變遷、不凡的生活閱曆、跌宕的人生起伏,必然造就他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獨特的人生感悟,包括在寫作《夜譚十記》的80年代初,中國社會對政治曆史進行反思的語境,都必然會反映到他的創作中。這些,顯然不是“革命”一詞所能涵蓋的。

熱奈特認為:“敘事體的特殊性存在於它的敘事方式裏,而不是存在於它的內容裏。”②對於小說而言,重要的不在於它講了一些什麼樣的故事,不在於通過這些故事反映了怎樣的風俗人情、人世悲歡、表達了什麼樣的思想情感,而在於怎樣敘述這些故事,在敘述這些故事的時候,蘊含著什麼樣的敘述話語,透露出敘述者怎樣的話語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對《夜譚十記》的解讀是很不充分的。我們可能過多地注目於對這些故事本身內容的闡釋,而沒有注意到在它們特殊的敘事方式下更深層的意義。

本文嚐試從一個新的視角解讀《夜譚十記》,通過對其中敘事話語的分析,力圖把握這部作品多層次的內涵以及其中隱含的作者的真思想、真性情,並力圖還原馬識途豐富的精神世界。

一革命敘事:政治理念的反映

“革命作家”,這是評論者對馬識途的評價,也是馬識途的自我定位。作為革命作家,在《夜譚十記》中進行革命敘事,是很自然的事。小說中的故事發生的背景大致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民國。與其說馬識途給我們呈現了一個曆史記憶或個人記憶中的民國,還不如說馬識途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革命敘事下的民國。

所謂革命敘事下的民國,就是站在革命立場、以革命觀念來敘述民國往事,其基本的敘述語法是:民國是個腐朽黑暗的時代,軍閥割據,戰亂不斷,貪官汙吏橫行霸道,土豪劣紳為富不仁,整個社會水深火熱,民不聊生。對於革命敘事而言,民國的最大意義在於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

《夜譚十記》遵從了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固定的敘事模式。《破城記》中,大小官員貪汙受賄,媚上壓下,裏麵的高老太爺,仗著兩個兒子在外做官,與本縣幾任縣太爺勾結,自定名目,收捐收稅,專營鴉片出口,自發流通券,成了一方惡霸;《報銷記》中,糧食局長與部長互相勾結,官商一體,用官糧來搞投機買賣、操縱市場,甚至謀財害命,虛報“海損”;《盜官記》中,成都少城公園綠蔭閣中,買官賣官是公開的,省裏的大官把缺額的官職向錢莊批發出去,買官的人直接跟錢莊打交道,“幾分錢幾分貨,好多銀子買個幾品官”,甚至還可以“賒官”; 《娶妾記》中的王聚財,從國民黨軍校畢業,一路投機鑽營往上爬,抗戰時擔任要職,還與孔二小姐攀上了關係,他表麵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緝拿走私,實際上卻把持了經濟、壟斷了走私,還貪婪好色,連親生女兒都被他騙到公館中強奸;《禁煙記》中,禁煙總署實際上是運煙總署,軍警特、各大機關都參與組織運煙,煙督察專員王大化不明就裏,要向最高當局報告,結果稀裏糊塗丟了性命……與官僚惡霸為所欲為相對的是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張小倩(《娶妾記》)、孫小芬、盼盼(《親仇記》)被欺負被淩辱,張牧之(《盜官記》)因妹子被奸,逼得鋌而走險,鐵柱(《親仇記》)因愛人被奪,逼得成了流浪藝人,連老實巴交苦心經營的王子章(《買牛記》)也毫無出路,在破產邊緣苦苦掙紮。

《夜譚十記》還諷刺了民國政治的荒謬和反動。如諷刺“三民主義”是“殺民主義”;諷刺“新生活運動”是一幕荒唐的鬧劇;諷刺選舉民主是虛偽的,縣參議會 “是一個代表地主老財們的有權威的機關”, 議員們是靠公然賄賂、選票造假甚至動用槍炮搶來的;諷刺國民政府是假抗日,真反共,與日本人勾結,甚至南京的淪陷也是“送給”日本人的,而抗日戰爭的勝利則是“從天外飛來了一個‘勝利’”。

革命敘事下的民國敘事,還有一個重要敘事語法規則:以階級身份解釋人物,以階級鬥爭推動情節。《夜譚十記》雖然自稱是“奇聞異事,野史妄說”,但在敘事中,階級和階級鬥爭意識卻十分明顯。

階級意識首先表現為臉譜化的寫作方式。在革命敘事中,長相往往是階級的符號,胖,通常是剝削的象征,瘦,通常是奸詐的證明。《破城記》中的縣長,肚皮又肥又大,腿又短又粗,腦袋和身體“就像一個乒乓球放在一個大皮球上在辦公桌間滾來滾去”。《娶妾記》中的王聚財更為誇張,“臉上的肉胖得沒地方堆”,“眼睛被肉擠得隻剩下兩條彎曲的縫,頸項根本看不出來”,“肚子膨脹得像一個大氣球”。《破城記》中的秘書師爺“長得像個無常二爺,瘦得像根光棍,小頭銳麵,其貌不揚”,卻陰暗狡猾。《沉河記》中的吳老太爺“由於鴉片煙的濃縮作用,成為一個精瘦精瘦的樣子。臉上一張黃皮,脖上幾條青筋,手伸出來隻見一雙皮包骨頭的幹爪爪”,卻虛偽無比。與反動階級長相醜陋相對的是正派人物的儀表非凡,如《破城記》裏的假視察委員,《盜官記》裏的張牧之,《親仇記》裏的鐵柱。

作品中的階級意識還表現為以階級規範人物性格,以階級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鬥爭結構情節。《盜官記》中的惡霸黃老太爺,種鴉片,放高利貸,用苛捐雜稅盤剝老百姓,還建立私人武裝,搞綁架勒索,把張牧之一家搞得家破人亡;《親仇記》中的孫大老爺、羅大少爺、《買牛記》中的童大老爺,皆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他們的家人、管家也對長工丫環打罵相加、心狠手辣。在這種情況下,受壓迫的窮人走向反抗,投奔革命隊伍便成為必然,如張牧之為報仇走向綠林,獨眼龍在張牧之失敗後率眾加入紅軍,鐵柱成為了遊擊隊的交通員。

《夜譚十記》還將階級性與人性相對立,人倫關係總是讓位於階級關係。《娶妾記》中張小倩被生父王聚財強奸並誤娶後,她的工人養父認為張小倩受了資本家欺侮,就應該上吊尋死,不能“給資本家生孩子、傳宗接代”。在作品的結尾,《雷雨》式的大崩潰並沒出現,邪惡的階級性使王聚財完全失去了人性,作品暗示王聚財改名換姓,從道德良心的譴責中金蟬脫殼,飛到台灣當接收大員去了。在《親仇記》中,孫小芬和鐵柱間本來是個地主小姐和長工的愛情故事,但在革命敘事下,地主小姐和長工之間是不能發生愛情的,於是,就被變相敘述成丫環和長工的故事。作品寫孫小芬是姨太太的女兒,和母親一起遭受孫大老爺一家的虐待,一個相當於女傭人,一個相當於丫環,比長工地位還低,這樣,孫小芬和鐵柱的愛情就變得合理合法起來他們都是被壓迫的階級。作品中還有一個更典型的情節:同樣是孫小芬親生的孩子,與羅大老爺生下的羅大少爺被她稱為“孽種”,而與鐵柱生下的女兒盼盼,則是她心中“親生的乖乖”。當羅大少爺被憤怒的鐵柱打死時,孫小芬“無動於衷”地說:“他不是我的兒子,他是禽獸,羅家的惡霸少爺,該死。” 在這段敘述中,階級性顯然比人倫關係更為重要,階級身份壓倒了母子親情。

《夜譚十記》中革命敘事所呈現的民國話語,既是諷刺的也是正喻的,清晰無誤地傳達了時代的特征和作家的政治理念。雖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對民國生活的諷刺性再現和對民國政治的評價,未免有片麵化之嫌,以階級鬥爭解釋生活和人物,也是一種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方式,但這樣的敘述,在《夜譚十記》的寫作年代無疑是十分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從馬識途“革命作家”的自我身份認同來看,也是必然的。

不能否認的是,如果僅停留於革命敘事、展現革命理念的話,《夜譚十記》不過就是一本平庸無奇之作而已,不可能有長久的生命力。這部作品之所以不同凡響,還在於它能夠超越革命敘事,以多種敘事話語的纏繞和糾結,展示作品內涵的多重性和作家審美追求的豐富性。

二民間敘事:個性氣質的投射

在《夜譚十記》中,與革命敘事並行的是民間敘事。“民間”是一種價值取向、創作理念和審美趣味。民間敘事主要表現為民間的敘事方式、民間的敘事立場以及蘊含的民間性話語。

在《夜譚十記》的後記中,馬識途交代了他寫作這部作品的原委:在做地下工作期間,他不斷變換身份,“當過教員和學生,也當過小公務員和行商走販,還做過流浪漢。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我認識了許多普通的人,他們給我擺了許多我聞所未聞,千奇百怪的龍門陣。……我才深知那個社會是多麼乖謬絕倫,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麼困苦無狀而又豐富多彩;那些普通人是多麼高尚和純潔,他們的思想多麼機敏,他們的性格多麼樂觀,他們的語言多麼生活而富於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