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度：經典性與經典化之間的紐帶
理論探索
作者：王恩科
摘要：本文提出經典度這一概念，為經典性與經典化的相互聯係疏通渠道，也為經典化研究走出困境尋找通道。經典度作為人們對經典性的認識，自然與經典性息息相關，同時它也是作品能否實現經典化的風向標。經典度除了受製於作品的內在品質外，還受意識形態、社會風尚、詩學、讚助人等社會文化因素的製約。經典度概念的提出，為化解經典性和經典化之間的矛盾、為作品或作家經典地位的變動、為翻譯文學經典的複數性提供了理論支撐。
關鍵詞：經典性；經典化；經典度；翻譯文學
經典化研究是當前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的熱點話題之一。在這些研究中，經典性與經典化的關係往往成為不少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就經典性與經典化的關係而言，眾多的研究者大致可以分為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兩大派別。盡管這兩大派別都從各自的角度對經典化進行了富有開拓性的研究，取得了許多頗具價值的研究成果，深化了人們對經典和經典化的認識。然而，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矛盾卻難以調和，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典化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而且也使許多學者在經典化問題上無所適從。這固然與經典化本身是十分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有關，但不可否認，以往研究中理論環節的缺失使得這一原本錯綜複雜的現象顯得更加撲朔迷離。縱觀已有的經典化研究成果，我們發現兩大派別的矛盾對立主要源於以下兩點，一是認識上強調經典性與經典化之間的矛盾對立而忽視其相互聯係，二是理論上尚未在經典性與經典化之間構建起理論紐帶。鑒於此，本文提出經典度這一概念，旨在為經典性和經典化的溝通搭建橋梁，也為深化經典建構研究尋找突破口。
一經典性的困惑
中外文學史上不乏這樣兩類命運截然相反的例子，即一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早期少有人問津，若幹年後卻名聲大振，躋身文學經典或者經典作家的行列，如陶淵明（詳見下文）；或者一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早期紅極一時，大受追捧，但曆史的塵埃卻無情地遮蔽了他們昔日的光芒，如19世紀美國著名詩人朗費羅。“與霍桑的名聲扶搖直上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朗費羅的名聲一落千丈。他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僅大大降低，而且幾乎到了沒有地位的地步。”① “在19世紀美國著名詩人中，朗費羅是擁有讀者群最龐大、影響力最持久而且又最有爭議的詩人，而到了20世紀，曾令美國引以自豪的一代詩傑已無人問津。”② 無論是中國古代的陶淵明還是美國近代的朗費羅，他們的命運前後懸殊，經典地位變化巨大，這是否意味著他們作品的經典性發生了重大的逆轉。麵對上述作家，僅僅強調其作品的經典性，我們便很難合理解釋他們經典地位的巨大變化；如果將上述巨大變化僅僅歸咎於社會文化因素的操控，我們同樣很難合理解釋經典建構這一錯綜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因此，麵對經典性之於經典化作用的這一困惑，我們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經典性是不少研究者在探討經典問題時常常提及的概念，但卻很少有人對其予以明確界定。佐哈爾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經典性，即“靜態經典性”和“動態經典性”，③ 但並未對經典性予以界定；劉象愚闡釋了影響經典性的四種因素，認為經典性就是決定經典存在的“某種更為重要的本質特征”④；李玉平認為，經典性就是“文學作品深邃的思想性、卓越的藝術性”⑤。盡管研究者們並沒有對經典性這一基礎性的概念予以明確、科學界定，但它作為作品“重要的本質特征”似乎是研究者們所認可的。綜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經典性就是作品內在各種因素所構成的、區別於其他作品的綜合特征。這一綜合特征伴隨著作品的完成而形成，隻要作品沒有改變，作品的經典性也就不會發生改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經典性具有顯著的客觀性特點。盡管經典性具有顯著的客觀性特點，但在經典性之於經典化的作用問題上，學界中卻明顯地表現為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對立。
布魯姆是本質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認為，“隻有審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經典，而這力量又主要是一種混合力：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彙。”⑥布魯姆雖然沒有使用經典性這一概念，但“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彙”顯然是經典性最重要的內涵。盡管這樣的“審美力量”是經典化的重要因素，但僅憑卓越的經典性，作品仍然無法自動完成經典建構，陶淵明作品的經典化曆程就是典型的例證。陶淵明是東晉末年的詩人，他的作品及其經典性在其作品完成之時便永遠定格了。雖然梁昭明太子蕭統首先認識到陶淵明作品的巨大價值，⑦ 但在其後的幾百年中，陶淵明的作品仍然無緣經典。然而時過境遷，“唐代獨特的隱逸文化使陶淵明日益顯揚，而宋代特定的文化氛圍、文人心態和審美趣味， 使陶淵明成為經典詩人。”⑧ 應該說“淵明依舊是那個淵明，陶集還是那本陶集”⑨，為什麼宋代之前的“陶集”就無緣經典呢？《紅樓夢》是我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其經典地位現在已毋庸置疑，但《紅樓夢》成書之初，這部文學巨著不僅無緣經典，而且命運多舛：它不僅被封建統治階級斥為“淫書”，而且慘遭焚書毀版的厄運。如果我們忽略《紅樓夢》不同版本的細微差異，《紅樓夢》始終還是那部《紅樓夢》。盡管魯迅在評《紅樓夢》時說過，“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⑩， 但《紅樓夢》這部巨著本身並不會隨不同讀者和不同時代的闡釋而有絲毫變化。盡管是同一部作品，相同的經典性，《紅樓夢》在經典化的不同階段其命運和地位卻如此懸殊，因此僅僅從經典性的角度解釋《紅樓夢》漫長而曲折的經典化之旅就顯得慘白無力了。我們知道，類似陶淵明和《紅樓夢》的例子在中外文學史上其實並不鮮見。可見，經典地位的確立除了作品自身卓越的經典性之外，社會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助推不容忽視。
如果說本質主義聚焦的是作品自身的經典性，建構主義關注的卻是作品之外的社會文化因素。佐哈爾認為，“在文學係統裏，文本在經典化的過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是這種過程的結果。”B11我們知道，文本不僅是經典性的載體，而且也是經典化的客體，如果文本在經典化的過程中不起任何作用，那就意味著經典化僅僅是社會文化因素的獨角戲，與作品的經典性毫無關係。對此，有學者就指出，“文化研究的經典觀是解構主義式的，反對傳統本質主義的經典觀，它關注的不是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和審美價值，而將注意力投向經典建構過程中的權力關係。”B12建構主義關注經典建構的社會文化因素確實有其合理性，但這種無視作品、忽視作品經典性的觀點卻是與眾多作品的經典建構史實不相符合的。蘇仲樂在回顧分析了《詩經》幾千年來的經典化曆程後認為，如果僅僅把眼光局限於某些特定的曆史階段，我們會發現經典建構處在意識形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肆意擺布之下。但如果采用一種長遠的曆史眼光來看待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之於文學經典的建構作用，我們就會發現這種作用不是決定性的。因此可以說，建構主義者看似在強調還原文學經典形成的曆史語境，其實他們的缺陷恰恰在於曆史眼光的欠缺，隻強調了特定曆史時期的具體的曆史語境，而忽略了曆史的連續性。B13蘇仲樂進而總結道：“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對於文學經典的操控，也正是建立在文學作品自身的經典性之上的。”B14其實，缺乏經典性這一基礎，經典化的大廈往往難以建立，即使在意識形態等外力的作用下得以建立，它也會在曆史的風雨中迅速坍塌，“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便是典型的例證。
圍繞經典性，盡管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持有極其不同的觀點，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片麵看待經典建構這一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忽視了經典建構並非單一力量所能完成的這一客觀事實。造成這種偏頗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經典性與經典化之間理論環節的缺失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理論根源。為此，我們有必要引入一個能將經典性與經典化聯係起來的紐帶經典度。
二經典度及其製約因素
經典性是作品各種內在因素的綜合體現，伴隨著作品的完成而形成。盡管人們對同一部作品有不同的闡釋，意識形態等權力因素也可以改變作品的社會地位，但內化在作品中的經典性卻是始終如一的。我們知道，文學作品尤其是其中的經典之作以其豐富的內涵擁有非常廣闊的闡釋空間，因此對它們的認識和解讀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闡釋過程。經典性是文學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但並非顯露在作品的表麵，而是內化在作品的機理之中，因此對它的認識和評判不可能一睹便知、一蹴而就，而會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斷深化和拓展，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就像人們對客觀存在的認識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一樣，人們對特定作品經典性的認識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既受社會發展的製約，也受認識角度的影響。所謂經典度，就是人們對作品經典性的認識，或者說是人們以各自特定的尺度對作品經典性進行度量所得出的結果。經典度雖然與經典性息息相關，但又不等同於經典性自身。一般而言，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會深深地烙上群體和時代的印記，對經典性的認識也不例外。不同時代、不同群體的人們總是從各自所處的曆史語境和社會環境出發，認識和評價作品的經典性。因此，經典度不僅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也抹不掉個人的印記，從而呈現出較強的主觀色彩和動態特征。由於經典度是人們對作品經典性的認識，因此即使相同的作品也可能會因為時代的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而出現認識差異。在有些情況下，具有卓越經典性的作品卻不為人們認識和欣賞，長期處於默默無聞的境地，隻有社會變遷達到一定的程度，它們的巨大文學價值才開始為人們所發現，進而完成經典建構。因此，經典度作為人們對作品經典性的認識，既緊緊連接著經典性，也成為作品外在因素影響經典建構的著力點和風向標。從這個意義上講，經典度自然也就成了連接經典性和作品外在因素的紐帶。以陶淵明為例，“陶集還是那本陶集”，但唐宋之前和之後人們對陶淵明的認識就存在巨大差異，也正因為人們對“陶集”的認識上的變化，才使得依然如舊的“陶集”聲名鵲起，最終躋身經典之列。這種情況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也不乏其例。錢鍾書的《圍城》雖然早在1940年代就出版了，但直到1980年代才在我國形成一股《圍城》熱。《圍城》不僅成為讀者喜愛、學界關注的經典小說，而且由小說生發的“圍城現象”已經成了漢語中的常用語。上述現象並非中國文學史所獨有，外國文學史中也同樣存在。印度作家辛格（Gurdial Singh）的小說《暮燈》早在1964年就發表了，但直到1990年代該小說初譯成英語大獲成功後，辛格才名聲大振，並於1999年榮獲印度著名的“格雅彼德傑出文學獎”（Jnanpith Literary Award）。B15《暮燈》的作者獲得印度著名的文學獎，不僅是對他整個創作成就的高度肯定，而且也標誌著他的著名小說《暮燈》確定了其經典地位。與上述情況相反的例子也同樣存在。騷塞是19世紀英國的桂冠詩人，現在卻風光不在，走下了經典的聖壇。B16 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豔陽天》在20世紀60、70年代可謂紅極一時，被奉為經典，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它們基本退出了普通讀者的閱讀視野，失去了昔日經典的光環。上述兩方麵的例子都說明，經典建構雖然受製於多種因素，但主要取決於人們對作品的認識，即作品的經典度。無論是早期默默無聞後期才完成經典建構的作品，還是早期顯赫一時後來完成去經典化的作品，變化了的隻是作品的經典度，而非作品的經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