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軟實力視角看中國電影的當下境遇以及創新
影視畫外音
作者：李天義
摘要：
文化軟實力，從電影角度去思考，是一個國家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的綜合反映，同時，也顯現出國家文化對世界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否具備國際競爭力。中國電影在角逐日趨激烈的國際舞台上，顯露出疲態與無奈。就電影金獎最高地位的奧斯卡而言，除華裔導演李安在國際舞台上獨放異彩外，實際意義上的中國電影在這一獎項記載的數目為零。文化乏力是民族之痛，本文就中國電影當下的境遇和創新進行研究，試圖思考中國電影如何在世界電影叢林中博得一席之位，以此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國際話語權。關鍵詞：文化建設；軟實力；電影藝術
一軟實力提出的國際政治背景
“軟實力”（Soft power ）一詞，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最先提出，基於美國在處理國際棘手問題的粗魯野蠻行為所導致新的世界動蕩現實，美國學術界紛紛在理論上探索新的思路。對於20世紀末出現的新的局部戰爭紛擾，在哈佛執教58年的塞繆爾·亨廷頓以為，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主導世界新格局的力量不是軍事，而是文化，解決矛盾要以文明舉動，避免直接的軍事對抗。他提出的“文明衝突”這一概念同樣具有世界性效應。被國際舞台哄抬的兩名哈佛教授，一個以敏銳的政治嗅覺聞到世界變異的味道，一個以驚人的洞察力看準了世界新格局變化。美國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國家，它的政治敏感與蠻族天性同時具之，在軍事暴力與文化殖民的雙重作用下，其全球領導地位從不曾被撼動。舉目環顧當今世界的戰爭陰霾，1998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人類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自從造物者創造宇宙以來，地球上的生靈就紛爭不斷，人，這種主宰地球的高級靈物，難道在塗炭糟蹋完其他生靈後，最終的目的就是自相殘殺，最後毀滅人類自己？
“有沒有一種方法避免戰爭，有沒有一種結局使人類重返人性”，這句出現在科幻片《人類之子》的台詞，成為大家麵對人類自己建造而後自我毀滅的文明時，一聲沉重的發問。思想家和學者自然成為如何規避戰爭，挽救人類不至於毀滅的急先鋒。出於對同類互相殘殺的一種憂慮，約瑟夫·奈在他的學術理論中提出建立美國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以製度的優美，文化的誘惑，環境的優雅去吸引和影響他國，用上帝賦予美國統領人類的智慧去解決國際事務上的紛爭。約瑟夫·奈這位政治學界的資深學者，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他親眼目睹美國在處理與前蘇聯、中國和中東伊斯蘭國家事務時的所作所為。他認為，對於中國、前蘇聯，難以采用武力使之屈服，暴力與強權也同樣難以將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改造為基督徒，美國要想繼續引領世界，就必須改變思路，變換法術。1990年，該學者出版《美國注定領導世界》（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書中逐一對英倫文化的淪喪，前蘇聯共產國際理論，中國儒學的思想以及如何對付伊斯蘭文明進行了敘述，美國作為一個從一戰崛起，二戰決勝的大國，在國際事務上起主導地位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國家慣用的粗暴與野蠻思維方式，導致美國漸失人心，窮途末路。美國國家前總統尼克鬆早就預言：世界新格局中“將不再能夠以先進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優勢來領導世界；相反，美國要用我們先進的政治觀念方麵的優勢來領導世界”①。也就是在尼克鬆出版這本書前27年的1972年，在執政期間，他繞過國會的監控，從夏威夷直達上海機場，繼後在中南海牽手毛澤東，化解了中美之間在朝鮮戰場交惡留下的陰霾。在約瑟夫·奈出版的《美國注定領導世界》與尼克鬆的《1999不戰而勝》兩書之中，都力圖反映出一個不爭的事實，即武力不能最終說明問題，隻有文化上理解互信才能化開彼此的誤解與仇恨。中美交惡，美蘇對抗，均由文化上的差異所致。在約瑟夫·奈出版的《美國注定領導世界》一書中極力說明美國領導世界的三大理由，其一，他們是上帝派來的選民，基督精神是當今宗教不可替代的一種文明；其二，美國有文化實力上的優越，有具備核心競爭力的社會製度和生活方式；其三，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政治上均優於其他國家，美國注定要領導這個世界。在《美國注定領導世界》出版的第二年（1991年），莫斯科紅場伴隨一聲禮炮響起，前蘇聯，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核心體，轟然倒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以前蘇聯為陣營的華約對抗宣告結束。在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所發動的軍事戰爭中，前蘇聯是第一個不用一槍一彈解決政治爭端的國家。前蘇聯的滅亡，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紛亂，更加堅定了約瑟夫·奈的思想，他在2001年又出版了《美國力量的悖論》（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美國一度陶醉於世界大國的美夢裏，“9·11”如驚雷轟天般使美國人從睡夢中醒來，如何使美國的權力和國家意誌得以施展，成為白宮首當其衝的大事。在約瑟夫·奈的《美國力量的悖論》出版後的3年，《軟實力：世界政治成功之道》以更為閃亮的字眼出現在人們麵前，這本書可以看做是約瑟夫·奈追求美國新文化霸權的思想遞進，他所策劃和預謀的東西是想美國最終在紛繁雜亂的世界中，處變不驚，應用自如。《軟實力：世界政治成功之道》詮釋軟實力為“同化力”（cooptive power），“軟實力是一種影響他人喜好的一種能力”②。與軍事硬實力相比，軟實力主要靠國家文化，發展模式，生活習俗來影響他國，而不是靠武力征服和強權政治這些野蠻行徑。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不再是利益所驅，而是靠相互的吸引和國家魅力。國家魅力總體而言體現在國家的文化內涵和精神領域，是通過文學、電影、電視、報刊、書籍等大眾媒體傳播得以實現，而在“全球信息化”主導的網絡時代，電視、電影有著特殊的地位，它享有文化“特權”，是體現國家意識，彰顯國家文化實力的最主要的一種方式，基於此道，我們下麵就電影，尤其是中國電影發展現狀及如何創新進行探討，企求逐步增強中國文化在這方麵的國際競爭力和世界話語權。
二中國電影的當下境遇
1.中國電影文化與世界接軌的曆史與現狀
中國文明與世界交往初始於漢代的“絲綢之路”。13世紀末，意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把他在中國的生活親身經曆，以文字的形式介紹給西方人，繼後是利瑪竇、南懷仁、戴德勝、馬禮遜、郎世寧等傳教士在中國布道。中國從漢代、唐朝和元朝，自始至終與西方保持著密切的商業往來和文化交往，盡管有匈奴“阿提拉”的皮鞭和成吉思汗等人的鐵蹄踐踏過歐洲文明，但是，中國與歐洲還是在續斷續往的接觸中，保持著一種事態發展的平衡與對等。1900年，中國與八國聯軍交手敗北，“庚子賠款”又一次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失去了應有尊嚴，胡適、錢學森、錢鍾書、林語堂等一批學子被送往美國學習，用以抵消中國部分賠款債務，東西方思想和文化再次發生激烈的碰撞。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文明被歐美列強視為“異端”受到不公正待遇，當年隻有阿爾巴尼亞成為中國唯一的文化同盟。踽踽獨行的東方巨人在1966年，憤然一把火將歐洲文明乃至中國的傳統文明化為灰燼。除了部分研究中國的曆史學家深諳中國文化外，歐洲社會對中國的陌生與誤解是普遍的，熒屏出現的中國人，不是拖著一根長辮，猥瑣、醜陋，就是武功訴諸公眾，強暴、粗俗。為了擺脫窘境，1980年代改革伊始，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得到改善，其中宣傳的渠道多是通過電影藝術得以實現的。在李安、張藝謀、陳凱歌、吳宇森、王家衛等導演的合力下，中國文化逐步得到世界的認同與理解。簡單梳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對碰與摩擦，會發現中國文化在與西方現代文化發生對碰時，優雅與抑鬱交織，對話與對抗並存，《戰爭與和平》竟一牆之隔。當今著名學者餘秋雨對此感歎：“中國曆史充斥著金戈鐵馬，但細細聽去，也回蕩著胡笳長笛，隻是，後一種聲音太弱，太輕，常常被人遺忘。”③中國文化不乏與世界對話的資本，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國文明能夠連綿久遠的一個重要元素在於文化的連續性，這反映出聚族而居、固守家園的農耕文化特色。農耕文化在日複一日麵向黃土的精耕細作中形成內斂、矜持的性格。歐美國家在遊離與闖蕩中形成掠奪、搶占的習性。因此，麵對遊牧民族所形成的帝國主義文化本性，中國文化不僅要有防衛手段，更要製定以攻為守的策略，這顯示在電影文化軟實力建設上為走出去《外麵的世界更精彩》，適應國際電影競爭環境；在市場經濟主導下探尋電影發展的規律，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