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變異：文化過濾下的文本細讀
批評與闡釋
作者：殷曉燕
摘要：
杜甫一直以沉鬱頓挫的詩歌風格、憂國憂民的詩歌情懷為後人所景仰，但在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的研究中，卻以幽默隨便的智者、虛幻想象的詩人形象出現，與中國傳統對杜甫的解讀形成了極大的偏差。文章通過對宇文所安的研究進行分析，發現這是文學在跨異質文明傳播過程因文化過濾而導致的經典變異。關鍵詞：宇文所安；杜甫；文化過渡；經典變異
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經典的推崇與研究，不僅可以使中國文學在西方得到很好的傳播，同時也為中國文人在西方學者那裏得到認同提供了契機，特別是西方學者不同的文化環境、社會背景、審美習慣以及研讀方法，都為我們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讓我們可以在“他者”的視閾下反觀自我，為重新研讀中國經典文學找到新的切入點。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曾說過：“我們的環境，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我們必須與之交談的學生和同事，自然形成了我們探討中國文學的一種方式。當這種方式處於最佳狀態時，它能為中國文學提供新穎的觀點，既不離奇，也不牽強。”①但天然所在的文化傳統背景，極易讓漢學家在對中國文學經典進行解讀時，產生偏差，發生對經典的解構性“變異”。呈現在中國讀者麵前的正是經過了文化過濾之後的研讀結果，這一表現在宇文所安對杜甫的研究中也常會見到。
一幽默隨便的智者
杜甫是中國唐代詩人中的兩座高峰之一，他的詩歌更成為經典中的經典，從古至今，中國學人對杜甫的推崇可以說是無與倫比，不僅因為他本人因詩歌寫作的天才成為“詩聖”，更因其在詩歌中反映的憂國憂民之情，見證時代的真實寫照讓人動容，這也正是一直以來詩人與其他作家追求的無上光榮的使命，因此聞一多先生曾讚譽其為中國曆史上“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②而對他詩歌風格的評價沉鬱頓挫，更是如同一道烙印成為中國人對他的最高讚譽。提起杜甫，人們腦海中馬上就會浮現出一個念國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詩人形象，他因時代動亂、個人坎坷遭遇而悲慨滿懷並窮愁潦倒，無論是從他的詩歌還是他傾注的情感中，他都因滄桑沉鬱、惆悵憤懣而憔悴鬱卒，對於這樣偉大的詩人，中國人不僅希望他能為國人所景仰，同時也希望他能獲得西方人的認可。
宇文所安是美國哈佛大學東亞係的教授，也是知名漢學家，從讀大學時即開始研究唐詩並對之有著深刻的認識。他的工作與研究密切聯係在一起，在教學過程中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傳播給學生，為中國經典文學在美國的傳播與發揚架起了溝通的橋梁，他的觀點也直接影響到美國學生對中國詩人的印象。杜甫作為中國最負盛名並被推崇的詩人之一，在《盛唐詩》裏，宇文所安對杜甫的認可度可以說是非常高的。他如此評價道：“杜甫是最偉大的中國詩人，他的偉大基於1000多年來讀者的一致公認，以及中國和西方文學標準的罕見巧合；在中國詩歌傳統中，杜甫幾乎超越了評判，因為正像莎士比亞在我們自己的傳統中，他的文學成就本身已成為文學標準的曆史構成的一個重要部分；杜甫的偉大特質在於超出了文學史的有限範圍。”③宇文所安把杜甫與莎士比亞相媲美，他對杜甫的認定與推崇，是將其與莎士比亞置於同等經典的位置，二者的地位都超出了文學評判的標準。這樣的評價讓中國學人信心倍增，因為這出自於一位純粹的西方文化傳統與學術背景的學者之口。
但在對杜甫地位有了一個“超越評判、超出文學史範圍”的肯定外，對於杜甫從詩歌中表現出的印象，宇文所安具體直接的觀感卻讓我們看不到多少與中國學者相類似的印象。在宇文的筆下，杜甫是令中國人覺得陌生的。“杜甫是律詩的文體大師，社會批評的詩人，自我表現的詩人，幽默隨便的智者，帝國秩序的頌揚者，日常生活的詩人，及虛幻想象的詩人。”④多麼令人耳目一新的評價，心係國家安危與民生疾苦的偉大愛國詩人杜甫，在宇文所安的筆下變成了“社會批評的詩人”；因對國土感情深厚，內心積攢了太多欲待噴薄出的感情，但因感情回旋而發出“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的深沉歎息，卻變成了“帝國秩序的頌揚者”；因社會動亂而導致民不聊生、因饑而死的家人，將其用詩歌“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裏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表現出來，描寫了許多身邊發生的令人悲痛欲絕的事件，令聞者傷心、聽者流淚的詩人，竟成了“日常生活的詩人”，生活在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曆史轉折關口、以詩歌形象真實地反映出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動態、在此轉折中形成“沉鬱頓挫”風格的詩人，也成了“幽默隨便的智者”。通過宇文所安的“解構性解讀”，杜甫似乎變成了一個令中國學者陌生的人，與一直停留在人們印象中的杜甫完全不同。
在宇文所安的研究裏，杜甫成為了一個“智者”，且是一個“幽默隨便”的智者，這是從詩人的“自傳詩”中得來的印象。宇文把杜甫和同愛寫“自傳詩”的陶淵明做了一下對比，“同樣以自傳詩來表現自己但卻比陶潛要高明得多的是杜甫。陶潛要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盡力隱藏著自己的動機，但一旦被看穿，就多了一份不屬於‘智者’的狼狽。”⑤之所以認為杜甫比陶潛聰明、睿智，是因為宇文認為在“自傳詩”這種載體中，詩人與其詩中表現出來的角色、聲音語調與陳述之間存在著分離，如果被讀者識破了詩人自我的真實想法，無論他意欲在其中表達多大的美德，這個人也不能算是個智者。陶潛所表現出來的焦慮和不確定性，也讓他難以劃歸到智者的行列。比如，陶潛的詩風以衝淡、平和為主，無論他被後世詩人多麼推崇，並奉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但在崇尚綺麗繁縟、滿眼雕繢的晉代詩歌中卻是另類，故而在當時並未獲得多大的注意。但宇文卻認為，陶潛故意用他看似天成、隨意與偶然寫詩的方式隱藏他意欲為後世知曉的隱秘動機：“那就是一個老練、敏感的人卻希望表現得很單純而自然的困難；我們從他的詩中得到的感受也是矛盾的，我們喜歡他的純樸，雖然同時我們也會厭倦那些真正單純自然的詩。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對陶的感受就是建立在對這個人的尷尬的複雜性上。”⑥所以陶潛在“自傳詩”中極力隱瞞自己真實動機的做法，顯然是不夠明智的。而在此方麵頗為老練而又善於嘲諷自己的杜甫，則要高明得多。
杜甫的詩歌，因其與曆史、社會現實聯係密切，且詩史互證，以詩補史，被人們譽之為“詩史”。“因此，在杜甫的詩歌中，人們更多地看做是一種真實的描寫，是‘非虛構性’的。”⑦人們對其詩歌真實性的肯定也即是對其人格的肯定，能以史入詩，以詩敘事，人們願意相信杜甫詩歌與人格互為表裏的驗證。作為以詩歌來表現自己生活與內心情意的優秀詩人，杜甫也希望以“自傳詩”這種方式來解釋內心自我，以讓後代知曉他是誰、他曾經是誰。但自傳詩的缺點就在於，詩中塑造的外在角色與內心自我之間存在著抽離。因此，以“自傳詩”來營造的自我形象與內心真實的性情之間，就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但杜甫卻是一高明的“自傳者”，因為“他的出色之處在於他戰勝了蓄意分裂的自我，在於從不斷生成的距離中矛盾地產生的一致與親密最初是有距離的諷刺，然後是在一個更遠的距離上以他者的身份關照自己”。⑧
杜甫曾寫過一首詩《空囊》：“翠柏苦猶食，晨霞朝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妝夜寒。空囊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宇文所安以“細讀”發現，此詩題目裏就暗含了一個“虛構”，詩人詩中說口袋是空的，但實際上並未空，如果詩人不坦白的話，我們這些讀者是不可能知道這是個虛構，但詩人卻在結尾裏把真相告訴了讀者，即這個“虛構”是個比喻性的真實存在，不空但幾近於空，僅僅是為了虛榮才留得“一錢”。宇文認為，杜甫在詩中並非真的想欺騙讀者，他告訴我們文學性的真實，就是因為他不能忍受我們接受片麵的真實。故從杜甫的坦白與誠實中，宇文所安看到的杜甫是一個善於嘲諷自己的人。也許他也不太想表現出自己的貧困窘狀，但他卻能在自我安慰與欺騙中，讓讀者去發現真實性的自己，引起讀者對他的同情與認同，在他超越榮耀的誠實中隱含了明顯的幽默；與他所嘲笑的自己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而這正體現出了杜甫作為“智者”的特質，既能坦白自己的窘狀，同時，又能在自我嘲諷中深刻地呈現出人性的可笑與複雜性。故宇文所安才認為，杜甫實際上是一個聰明的自傳者，他穿越了屬於非智慧的、僅僅是人類自我的欺騙性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