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全球化傳播電影類型策略研究
文學評論
作者：胡雲
摘 要：以克裏斯托弗·諾蘭版《蝙蝠俠：黑暗騎士》三部係列電影作為動作-冒險類型電影案例分析，分別以普羅普形態學的組合分析、斯特勞斯式聚合分析與圖像學符號分析，來揭示出電影文本從表象故事到隱藏意義的揭示：顯性的成就超級英雄神話的從落難、到自我認知、再到自我救贖後的崛起三段式旅程，即資產階級英雄自我犧牲式的資本主義製度改良——戰勝恐懼的美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救贖這一通過顯性的、簡單而透明的故事，包裹著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先進代表的美國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等美國霸權文化的全球化傳播策略。
關鍵詞：電影；《蝙蝠俠》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0--08
最為傳播的民族，美利堅民族本質是“去民族”化的，是超越種族血統這一生物層麵的，是基於對美國核心文化之“美國信念”-“新教倫理”認同所建構的國族身份之多元民族的政治共同體，具有先天的種族（race）與民族（nation）的混雜性與多元性基因。傳播的本性是其國族性形成基因之使然：即基督教新教立國、核心價值觀- “美國信念”及 “美國精神”。新教認為，美國是“救世之國”，作為“上帝的選民”有拯救世界、建立基督王國的神聖使命，而北美大陸是被“上帝挑選的實現這一理想的地方……北美的未來便是世界的未來、人類的未來。”1美國自詡其獨立革命為“人類曆史上最為偉大的政治事件”，而美國也是“全世界政治再生”的天然代理人。基督教新教教義使“山巔之城”成為了美利堅民族的共同認同核心。推行“理想主義”（也即美國世界主義）外交政策的威爾遜總統對美國電影業發展藍圖計劃與憧憬的“作為”，可以從他的一次公開講話中予以明晰：“電影如今已是全世界最高級的媒介，其不但能夠在最大範圍內傳播公共智慧，更可憑借全球通行的視覺語言將美國的計劃與目標作為有效的呈現在世人麵前”。2在國家權力的保駕護航下，好萊塢從發展初期到成功占領海外市場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而當下的好萊塢已完成了國際化到全球化傳播的曆史轉型。以下將從類型電影的視角分析好萊塢全球化傳播的文化策略。
一、動作-冒險類型電影特征與文化意指實踐
早在上世紀50、60年代，好萊塢就關注到動作類型是其海外市場最受國際觀眾歡迎類型電影，80年代此類型為主的“高概念”電影製作獲得了一係列的票房成功，而進入全球化以來，基於“動作”元素所出現的存在諸多細微差別的混合動作類型如：動作-冒險、動作-驚悚、動作-科幻/魔幻，或純粹的動作類型成為了“高概念”電影製作的主流。從2000-2014年全球票房Top10的電影類型分析中得出，以動作為基礎類型的混合類型，即動作-冒險/驚悚、魔幻/動作、科幻/動作與動畫等四類“高概念”電影成為好萊塢全球化傳播的類型策略。
1. 動作-冒險類型電影特征
以動作為基礎的混合類型成為當代好萊塢或後經典動作電影明顯特征，其從科幻電影、西部片、恐怖片、史詩電影、戰爭片、犯罪片、驚悚片、災難片、劍術與武術、甚至喜劇中吸收和組合類型情節、情節背景與人物類型。當代好萊塢動作類型電影不僅是雜糅其他類型的美學特征、敘事元素與文化符碼，同時還清楚地表現出其受到了歐洲電影、亞洲電影、美國獨立電影、電視和漫畫的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動作-冒險類型電影之所以成為全球觀眾最買單的電影，不僅僅體現在敘事上的簡單與透明、視覺上的奇觀化等這些表層現象上，更為重要的是這一類型將幾乎所有大眾所喜歡的類型元素、美學特征、藝術風格與樣式以及對多元文化有意識和無意識地雜糅來產生文本的“多義性”，從而成功營造出“多重視域的融合”。所以說，動作電影及其動作混合型電影成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好萊塢全球化傳播的主要大片類型就不足為怪了。
當下對傳統的動作類型電影的指稱已從之前的純動作類型轉變為動作-冒險類型，從字麵意思來看，這一術語的稱謂轉變更能符合指涉當下這類電影的審美與敘事特質整合的複雜性。正如Arrory指出的那樣，當代的動作電影寫作共同地生產一種動作/奇觀的理念作為電影的一種類型樣式，其雖然不能完全地建構一種模式但可以超越一種類型的邊緣限製。3動作屬於審美範疇，通常依仗高科技術營造奇觀場景而製造出震撼的視覺衝擊力，一般與速度、刺激、愉悅相關聯，通過強化的空間活動和暴力所引起的自內心的、甚至是感官的刺激與愉悅，視覺特效功能作為此類電影的“主要賣點”；冒險承擔文本的敘事功能，通過明星機製更多地炫耀和渲染主人公的鮮活感和反麵人物的邪惡感。多奇觀化的動作場景，如主人公充滿奇幻的旅行或冒險空間的神秘感，少對白的人物表現，兩者功能的有機整合成為獲取全球市場成功的製勝法寶。
2.動作-冒險類型電影的文化意指實踐
從類型表征的文化意指實踐來看，動作-冒險電影無疑是彰顯充滿男性氣質的、代表家長式的男性霸權社會。因為，此類型電影場景無時不刻地充滿了各種武器與暴力，表征美利堅民族是“天定命運”的世界秩序維護者，具有冒險與開拓的意誌、勇氣、體魄、智慧與毅力的文化意指。作為一個以“上帝中心論”為世界觀、以“善惡二元對立”為核心價值觀的國家，美國自詡為“上帝的選民”、“拯救者民族”、“天定命運”，拯救這個無序而混亂的世界的隱喻。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上世紀80年代“裏根主義”的盛行，作為越戰的後遺症，美國要重新找回當年的雄風，一改卡特執政時期美國溫和的人權外交的“軟弱”形象，因此，“裏根時代”的口號就是“重振美國精神”，其在軍事上顯現出新保守派的軍國主義複興。在彰顯男性霸權意識形態氛圍的籠罩下，好萊塢動作-冒險電影集中體現在由史泰龍主演的表征“藍波主義”的《第一滴血》、《洛基》等係列電影；由斯瓦辛格主演的“肌肉主義”電影係列《終結者》；由羅傑·摩爾主演的體現WASP種族意識的“黃蜂意識”電影係列《007》（從1961年誕生第一部以來，至2014年已拍攝24部）。這些風靡全球的電影，其生產的媒介文化影響了整一代青少年的認知世界與行為心理。較為典型的承載美國意識形態與霸權的動作-冒險/科幻電影還有《超人》、《星球大戰》、《奪寶奇兵》、《蝙蝠俠》等。下文將以《蝙蝠俠》係列電影作為案例進行文本分析，來剖析這一係列文本所隱藏或彰顯的美國文化與美國意識形態的美國霸權所指。
二、“蝙蝠俠”漫畫故事與諾蘭版《蝙蝠俠》係列電影的故事源起
1.“蝙蝠俠”： 高科技術集成武裝的正義使者
“蝙蝠俠”是美國著名的漫畫公司DC旗下與“超人”（位居第64）並肩齊驅的兩大超級英雄之一，位居美國Top101最具影響力的虛構人物第60位。相比《動作漫畫》中誕生的英雄“超人”所擁有的超能力而言，這位誕生於1939年DC漫畫公司出版的另一刊物《偵探漫畫》的蝙蝠俠（又稱“黑暗騎士”），是漫畫史上第一位沒有超能力的英雄，而他戰勝對手憑借的是自己強壯的體魄、博學智慧與高超的技能以及與之匹配的各種先進的武器與技術裝備。這一形象設計，使得人物更具有現實世界的真實可感性，可以說，漫畫與其改編的電視、電影所形成的巨大互文本在全球範圍創造了一個“蝙蝠俠世界”，已經形成了美國人、特別是青少年及其全球範圍的粉絲的一種生活方式了。如在上世紀50年代的漫畫業發展的低穀期，蝙蝠俠和超人都是少數幾位仍維持出版的“英雄”，因為蝙蝠俠、超人和威漫漫畫公司旗下的蜘蛛俠，是美國社會最具影響力的三大漫畫英雄。因為英雄塑造了他們的時代和改變著他們的時代，是他們的時代精神與其理想的化身。蝙蝠俠白天的身份是韋恩集團的掌門人，作為高譚市（Gotham City）首富韋恩家族的獨子，在8歲時親眼目睹自己的雙親被罪犯殺害，因此，在幼小的心靈留下了影響一生的陰影/噩夢。這一心理的陰影也是成就韋恩成為正義之士蝙蝠俠的潛意識的推動力。因為作為“正常人”是沒有超能力的（這是讓觀眾產生情感認同的地方），為了成為超級英雄，韋恩從11歲便開始了極能體訓、知識武裝、意誌力的鍛煉、技能修煉等全方位的能力培養，主要的技能構成。
當然，這些由高科技術武裝的作戰裝備，會隨著技術的創新而不斷提升，且功能更加繁複，正如蝙蝠俠對福克斯所言那樣，自己的裝備需要通過技術的不斷創新來得到改進以此提高作戰能力。對於電影而言，每一部的誕生都意味著技術特效的創新以及人物裝備的提升，因此，《蝙蝠俠》此類電影都是崇尚高科技術特效與道具主義美學——極具速度感的奇觀化動作場景的營造與眼花繚亂的武器裝備、先進的科學設施及裝置。當然，這還與“高概念”拍攝所注重的電影敘事美學與風格樣式要與其作為商品的市場轉換能力相整合有關。在驚歎作者天才般的想象力之餘，其實，漫畫及其改編的電影，包括好萊塢科幻、魔幻、動畫等商業大片所倚重的數字特效製作及美學特征，都盡顯美國所崇尚的技術壟斷論。借用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en）的觀點，“美國文化是唯一的技術壟斷的文化。”5換句話說，自從上世紀20年代美國從技術統治進入技術壟斷以來，美國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於技術與技藝的統治，即“文化向技術的投降”。這是與美國的國族性使然有關，正如托克維爾所描述到的那樣：
“美國人生活在一片神奇的國土上，他們周圍的一切都在不斷的運動中，每一次運動似乎都意味著進步。因此，在美國人的腦子裏，新的觀念總是緊密地與改善的觀念聯係在一起。環顧四周，不存在大自然對人的創業設置的任何局限；在美國人的眼裏，不存在的東西不過是尚未嚐試的東西而已。”6
這一點對理解好萊塢電影所塑造的資產階級英雄的文化基因同樣有所助益：如不相信條件的限製；具有拓荒與改變的天才膽略，機敏而專注於對新技術的開發對經濟增效所作出的貢獻，技術給人帶來的舒適；技術甚至成為可以戰勝時間與死亡的對手，在許多科幻電影裏如《星際迷航》、《普羅米修斯》中的時空穿越與冷凍人技術。美國人所信奉的技術工具倫理，使他們對於從事技術創造與創新的精神準備勝過其他人，同時，美國人所信仰的自由主義（政治與宗教的自由）又使他們不拘於礙手礙腳的事物的束縛而具備創新的土壤。
表1：蝙蝠俠作為超級英雄所進行的身體、知識與技能培訓
技能科目 主要內容
極能體訓 通過各種挑戰身體極限的體能訓練，在力量、速度、耐力反應、抗擊能力與靈活度等，達到人類體能的最高水平
淵博學識 智慧集大成者：戰略家、戰術家、科學家、指揮官與偵探；懂得幾乎所有的人類學科知識。
超強意誌 使其具備克服生理痛苦的極限；抵抗來自精神與心靈的感應。
其他技能 精通各類武術的人類武術大師；幾乎精通人類主要的語言的語言大師；雜術，如遁逃、審訊、偽裝、追蹤、恐嚇等
從表1可以看到，蝙蝠俠雖然沒有超能力，但其所擁有的技能與知識以及高科技術打造的作戰裝備，幾乎集人類智慧之大成，不是超人勝似超人，這一人物形象簡直就是人類最完美的典範。在改編的電影中，蝙蝠俠的這些技能和裝備在承載敘事功能即推動情節發展和場景轉換的同時，還起著形成電影強烈的技術與動作美學風格的功能。
從故事的創作背景即美國社會曆史背景來看，故事創作於1939年，美國準備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編劇比爾芬格設計蝙蝠俠故事的初衷為“打擊犯罪的硬漢小說風格”。這樣使得蝙蝠俠在傷害或殺死罪犯時所使用的一切手段皆因目的的正義性而具有了過程的合法性。因而，蝙蝠俠在戰鬥是可以任意使用槍支等武器。正如60多年後，小布什在發動反恐戰爭時在西點軍校的畢業典禮上的一番言論的邏輯如出一轍：“在正義與殘暴之間不存在所謂的中立，在清白與罪惡之間沒有中立。我們正處於善與惡的對立衝突中，美國將對邪惡直呼其名。在與邪惡和無法無天的政權進行對抗時，我們非但沒有製造問題，反而是在解決問題”。7應戰爭需要，美國需要塑造眾多的英雄來傳達戰時精神，鼓舞士氣，40年代初期的蝙蝠俠所麵臨的是一個“嚴峻且危險的世界”。可以說，蝙蝠俠在不同時期所顯現的風格特征與精神氣質，都隱射著當時美國社會的意識形態氛圍，如戰後的美國彰顯的是向往家庭的幸福生活，此時的蝙蝠俠被塑造成為穩重的家長式人物與值得敬慕的公民典範；戰後較“開朗”的蝙蝠俠故事到了50年代後期轉向了帶有明顯的科幻色彩，此時正值美國濃厚的“紅色恐怖”時期而采取了一種科幻取向的逃避主義策略；1960年，蝙蝠俠首次成為“美國正義聯盟”（LJA）成員，之後成為此聯盟的七大巨頭之一，被稱為正義聯盟的大腦；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蝙蝠俠漫畫銷量急劇下滑，為了適應時代的潮流，朱麗葉斯·沙茨（Julius Schwartz）進行蝙蝠俠裝備、人物形象設計以及主題等方麵的更新與調整。在1966年開拍的電視連續劇在播出三季後就沒有了下文，而第一部真人版電影上映。1986年出版的、由弗蘭克·米勒創作的《蝙蝠俠：黑暗騎士歸來》，塑造了一個激進而強硬的老年蝙蝠俠，同時也為蝙蝠俠的世界塗上了極度黑暗的悲劇色彩，年老的孤膽英雄麵臨的是政府派來緝拿他的超人，蝙蝠俠成為了罪犯而展開了殊死決戰，這一充滿人性拷問的故事隱射著當時濃厚的“裏根主義”意識形態氛圍，表現出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對冷戰的恐慌、對體製的反抗與對信念的執著等，這部影片切合了當時的這些時代症候而獲得了商業與口碑的雙贏，這也代表著主流漫畫英雄的回歸。在丹尼斯·歐尼爾接任蝙蝠俠漫畫的編劇後，在其帶領下給蝙蝠俠故事注入了新風格，出版的《蝙蝠俠：元年》為蝙蝠俠的故事起源作了重新的設定，成為蝙蝠俠出版史上具有劃時代的裏程碑式的作品。當然，由漫畫改編的電影在風格和敘事上完全是另一種藝術表達形式。
2.《蝙蝠俠：黑暗騎士》三部曲：克裏斯托弗·諾蘭所“開創”的超級英雄商業大片“批判現實主義”風格
在諾蘭的三部曲之前，改編的電影已有5部，分別是：Leslie H. Martinson導演的《蝙蝠俠》（1966）；蒂姆·伯頓導演的《蝙蝠俠》（1989）與《蝙蝠俠歸來》（1992），其鮮明的“哥特式”影像風格與深刻的人物刻畫，一改以往英雄膚淺的形象而使其影片成為當時少有的由漫畫改編的賣座影片之一，由此伯頓躋身於好萊塢一流導演行列，第一集的成功使伯頓越發追求個人實驗色彩濃厚的黑色陰沉的影調而挑戰著觀眾的極限，華納公司最終放棄伯頓而改用好萊塢主流導演喬·舒馬赫導演第三集《永遠的蝙蝠俠》（1995）與第四集《蝙蝠俠與羅賓》，第三集顛覆了前兩集的黑色元素而顯現出明亮而喜感的主流色彩，但第四集的口碑差強人意。因此，直到諾蘭接拍第五集之前的8年間，華納兄弟一直都沒有繼續改編拍攝這部電影。本文認為，諾蘭的這三部曲並非是蝙蝠俠前傳，而是從布魯斯·韋恩到成為真正的蝙蝠俠的三段式英雄旅程的完整篇：第一集中的尋找自我存在的方式，到第二集自我拷問存在的方式，再到自我認同存在的方式，是全然不同於以前五集的風格，而開創了新世紀以來超級英雄商業大片的“批判現實主義”風格。諾蘭版的蝙蝠俠這一超級英雄更具有人性的溫度與深度，簡單而淺顯的台詞表象下富含深沉的哲理，如“每一個英雄都有一段旅程”；人物表現出強烈的情感張力與觸及到布魯斯·韋恩深層心理的無意識探討；采用去英雄化的方式來強化“蝙蝠俠”這一符號所象征的資本主義正義精神的意涵，同時諸多意象與符號讓影片充滿了隱喻與象征，可以說導演是使用符號的高手；影片多次采用儀式化的大全景的旋轉鏡頭表征黑暗中佇立城市之巔的蝙蝠俠，營造出一種仰望古羅馬雕塑般的崇高與敬畏之意。這是超級英雄商業大片迄今為止鮮有的同時兼具了商業與藝術水準的精良之作，三部影片連續獲得了市場與觀眾的口碑，創下了這類大片的票房記錄：2005年全球票房3.727，位居第9位；2008年全球票房10.03，位居第1位；2012年全球票房10.784，位居第2位。以下首先以普羅普的功能說來組合分析這三部電影作為整體的敘事單元；其次，借助斯特勞斯式的聚合分析來探究影片敘事的組織與建構方式，從而揭示這種建構是怎樣產生意義的，即所隱喻的意識形態；第三，借助圖像學符號分析的技巧，對影片中重要的圖像所生成的意象進行闡釋，尋找並發現所要傳達的意義。除了上述這三種主要的分析方法外，為了更加逼近隱涵的意義，本文還結合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分析技巧，來共同完成對文本的意義闡釋。